智能技术影响我们对于生产、信息交互的传统理解，重构着人与世界之间的知觉关系，人们成为技术“座架”下一种工具化生存。
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在本质上是技术逻辑与人类价值的博弈场域。
可以说，人类技术的发展史围绕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人类身体功能的延伸与工具化；二是人类内在智力的模仿与外化。随着基因技术与智能技术的进步，身体和智力也成为可以被技术塑造的对象。尤其是当前各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已引起人们对达到甚至超过人类智能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关注。
智能时代的降临标志着人类文明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生存论转向。技术“座架”（Gestell）不再停留于形而上的隐喻，而是通过算法、人工智能与生物增强技术，具象化为一种重构人类存在方式的支配性力量。从“人主导机器”到“人机融合共生”的转向，正引发一系列社会、认知与伦理的连锁反应。智能技术赋能带来的解放潜能与异化风险并存的现象体现了复杂的社会动态：效率提升与劳动权益保护、信息普惠与认知操控、主体延展与人性消解。在此境遇中，探讨人工智能的技术变革与广泛使用如何引发人机关系的重构，并揭示技术逻辑与人类价值之间的辩证张力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AI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人类与工具的关系存在着两个重要节点：一是原始人类开始初步熟练地使用工具；二是当代人类逐步将自己的身体与工具融合。技术的发展必然导致人类借助“人工进化”的方式，以不同形式的技术化手段去努力超越自身的肉身局限。在此情形下，身体作为一种“活的经验结构”，日益成为一种被技术建构的对象。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脑机接口等新技术持续迭代，人类感知外部世界的渠道开始深度依赖技术手段，技术已经成为人的广义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从感知到认知等各方面都实现了新的升级，出现了从自然人类向所谓“技术化人类”的转变，人与世界的关系得以重塑。
首先，人通过生产活动建立与世界的联系，但传统的生产逻辑已发生了算法化转向。数据作为新生产资料，带来了算法剥削与数字剩余价值。传统的“人主导机器”的逻辑基于生产工具的概念。机器作为劳动过程的一部分，其价值是提高生产力和效率。然而，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人机协同共生”成为新的实践方向。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还引发了关于劳动价值的新思考。一方面，技术进步确实能够解放生产力，提升工作效率。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导致劳动权益保障的新问题。
其次，智能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与世界之间信息生成、分发和消费的方式，传播范式发生了智能化重构。算法通过行为数据捕获重构劳动控制权。虽然个性化推荐系统提高了信息获取的效率，但同时也可能造成信息茧房现象，限制公众视野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更进一步，AI参与内容创作，带来了如社交机器人与深度伪造技术对公共舆论的干预、平台资本通过算法推荐垄断信息分发权等问题。面对人机交互中“拟态主体”对真实对话的消解，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技术中立的虚假性与责任伦理的新挑战。
当智能机器具备自我学习和决策能力时，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人类与外部世界非人类要素之间的界限。这不仅是关于人工智能能否替代人类的问题，更是关于如何理解和界定人性本身的问题。同时，在自然智能与人工智能日益交互融合的当下，也应当反思集体智慧的可能性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维护个人“在世存在”的自主性和多样性。
AI改变了人自身
21世纪的一个主要趋势是用“赛博格技术”（Cyborg Technology）来增强人自身的能力。增强技术，一则提高了人体的自然能力，二则修复了身体的缺陷。由于医疗需要，目前全球有数百万人配备了假肢来恢复丧失的功能，而且越来越多的DIY运动可通过自我增强来创造新的感官，或者将当前的感官增强到超常水平。譬如，人工心脏起搏器和除颤器、创建脑机接口的植入物、视网膜假体、外骨骼等增强技术，正在使人体变得愈发机械化和计算化。随着身体转变为一种信息处理技术，这一趋势将继续加速，最终将挑战个体身份认同以及“何以为人”“何以为生命”的传统观点。
按照目前的发展逻辑，智能技术对人的塑造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一是人向机械靠拢，基于硅基、机械材料去创造新人体。譬如，通过大脑的原生信号来操控人工设备，比较著名的一个应用是利用运动皮层的神经信号来实时控制机器手臂的运动。二是机械向有机物靠拢，开发生物科技，以有机材料对人体进行重新构造。可通过各种人工设备产生电子信号来刺激大脑，以传输某些特殊的感觉信息，或是模拟某些特殊的神经功能，如人工耳蜗。当然，这两个方向也可能结合起来，以掎角之势构建技术化的人类。
智能技术对人自身的塑造将人类抛入一个充满悖论的“后人类境遇”。后人类主义挑战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伦理方案，重新定义了非人类实体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与之相伴的后人文主义不仅影响了人工智能的形而上领域，也影响了人工智能体的伦理规范。就后人类主义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技术的关系存在差异。前者包含两个生物实体，而后者包含一个生物和另一个构建的人工制品。后人类主义告诉我们，人类不是伦理的中心，其他因素和物种也同样有价值，并在伦理环境中占有自己的地位。在这里，机器人权利的范围正在浮出水面。如果后人类主义对人工智能领域伦理的影响在未来唤起了机器人的权利，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人权、人机混合权与机器人权利的冲突。
走向人机共生的可持续生态
面对人类与智能机器的关系，更多的人支持人类中心主义而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道德主体，人们只能站在人的立场上思考，人类不可能自愿地放弃其主体地位。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虽然愿意承认人工智能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一定会低于人类的权利。至于那种将人类视为世界进化或文明发展工具的观点，与其说是一种超越人类的崇高，更不如说是一种逃避人类责任的借口。
但是，在为智能机器嵌入道德准则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三重难题：一是程序员本人的道德取向与品质；二是为智能机器嵌入何种道德准则，如无人驾驶所面临的道德悖论；三是不同智能体之间如何达成道德妥协。自上而下的道德“植入”只是一种规范性的程序设计，并没有体现出智能机器的能动作用。只有当非人生命既遵循人类赋予它们的“自上而下”的道德，又有能力发展“自下而上”的道德时，即从自身智能中产生的道德学习，其才可以算作是真正的道德智能体，获得一种伦理上的平等地位。
总而言之，人机协同共生是人工智能时代越来越现实的社会境况。在此背景下，探析人机协同的伦理边界就显得尤为重要。唯有跳出“控制—被控制”的二元叙事，在批判中拥抱技术的解放性潜能，在规制中抑制其异化风险，才能实现从“算法附庸”到“融合共生”的生态跃迁。未来的核心命题在于：如何在人工智能和数据流的狂潮中，守护人之为人的尊严与自由，并走向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共存。
【柳海涛 马一琨；作者分别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身心问题研究”（22BZX022）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