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在今年九大重点任务首位。其中特别提到，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经济学家、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接受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采访时表示，要以结构性改革扩消费、稳增长。
刘世锦
扩大消费必须精准定位重点与关键痛点
记者：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大难题是内需不足。造成内需不足的原因有哪些？
刘世锦：我们要知道，需求不足并非投资不足，真正不足的是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当前我国消费中存在的上述短板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第一，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有待提升。城市居民在近年来忧虑的是教育、医疗和住房，但实际上在这些方面缺口最大的并非城市居民，而是农村居民。
第二，我国城市化水平尚未与消费水平相匹配。因为相当一部分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与城市化水平有着密切关联，例如教育、医疗以及一些文化娱乐服务，如果是放在农村地区或者人口聚集程度较低的县城，从供给端来说，这些服务消费的可获取性很低，从需求端来说，因为收入水平未达到，此类服务消费难以达到较高水平。在与我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在70%甚至80%以上，而我国目前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仅为66%，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更是不足50%。
第三，这与我国当前的收入结构有着直接关系。我国目前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为4亿人口，仅占总人口的约1/3。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比较小，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整体消费动力不足。如果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再增加一倍，达到8亿人，那么，我们的消费结构就会进一步优化。
对于我们提振消费的原因有了判断，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要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精准定位重点与关键痛点，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等领域，我将其定义为以发展型消费为核心的服务消费；第二，是以外来务工人员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第三，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融合发展。
要重视以发展型消费为核心的服务消费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提振消费的钥匙在哪里？
刘世锦：扩大消费，增加收入无疑是基本的一条。在收入总量既定的前提下，需要提高消费或劳动者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是多年来大家一直呼吁的一件事情。从可借鉴的国际经验看，当人均收入接近高收入阶段的时候，消费和劳动者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规律性现象。近年来我国收入结构中也出现了类似变动。
另一方面，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在现实中很重要的是这个阶段消费结构变动的新特点。这里需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所谓生存型消费，是指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消费，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现阶段基本上趋于稳定。消费增长更多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信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需要重视的是这两种消费在实现方式上的差别。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则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这类消费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现实情况看，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仍有缺口。
以往我们强调中国有四亿中等收入群体，会形成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这在过去是说得通的，但现阶段这部分人群的扩大消费能力是递减的，更应重视的是中等收入群体以下的低收入群体。
刘世锦
要重视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三个平等”
记者：您提出以结构性改革扩消费、稳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处理好城乡关系是不是格外关键？
刘世锦：城乡关系一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决定》提出“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从现阶段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看，要重视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三个平等”，也就是“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土地财产权利平等”，加快推动相关改革和政策调整。
首先，应更大力度地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全国除为数不多的特大型城市的部分区域外，全面放开户籍限制，取消城乡居民身份差别。
其次，应当以进城农民工为重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补缺口”。在各地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促进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钱从哪里来”是一个现实问题。首先政府投资理念和方向要转变，要由以往以物质资本投资为主转向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发行超长期国债筹措的资金，应拿出较大部分用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这样做将会产生更好的扩大内需的实际效果。
还要重视的一点是，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新突破。《决定》提出，“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建议率先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接合部，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在农民住房向集体组织之外流转等方面，有积极探索和突破。
与此同时，应当允许城乡居民双向流动和置业，带动居住条件改善和消费结构升级，带动都市圈、城乡接合部大量中小城镇的发展，相应扩大房地产、基建等需求。这样就可以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出有活力、可持续的新格局。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肖欢欢
图/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