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逻辑之中，明确了绿色发展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贯穿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内在要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这一重大部署，将“双碳”从目标层面提升为牵引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动力。“牵引”二字，道出了“双碳”的核心定位——它不是孤立的减排指标，而是拉动发展模式系统性重塑的“火车头”。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底色者，基础之色、贯穿之色也。它不同于局部的点缀，不是可选项，而是发展的根本遵循和内在规定。当“双碳”成为牵引，它正在重新定义中国发展的逻辑——不是局部推进，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从能源结构、产业形态、制度安排、增长动力到全球坐标的深层重塑。
“双碳”引领，何以定义一个大国的发展底色？
因为它正在重新定义能源——截至2025年底，全年风电光伏新增装机超过4.3亿千瓦、累计装机规模突破18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六成，历史性超过火电。
因为它正在重新定义产业——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62.6万辆和164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9%和28.2%。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达到47.9%。“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3.5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
因为它正在重新定义制度——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功将钢铁、水泥、铝冶炼三大行业纳入交易体系，覆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约50亿吨跃升至80亿吨，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60%以上，碳排放从外部约束转化为可定价、可交易、可核算的生产要素。
因为它正在重新定义中国的全球坐标——截至2024年底，过去10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设备，推动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分别下降超过60%和80%，从国际规则的“跟随者”转向全球绿色治理的“塑造者”。
更因为它正在重新定义增长——从上述新三样、新能源汽车等产销情况来看，绿色产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不是发展的“减速器”，而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催化剂”。
“牵引”是动力，“重塑”是过程，“定义”是结果。
一、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那种通过资源掠夺、环境破坏来实现发展的老路，中国走不通。14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重走美欧老路，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消耗。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理念，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样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确定为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贯穿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任务。
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人人都能享受；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家家户户都离不开。过去人们关心的是“温饱”，现在越来越关心“环保”；过去追求的是“生存”，现在更在意“生态”。老百姓盼的，是清新的空气、干净的饮水、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回应这些期盼，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
正因如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牵引”两字，点明了“双碳”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定位——它不是孤立的减排指标，而是拉动整个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火车头”，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走向实践、从局部突破走向全面转型的战略动力。
二、“双碳”引领的双重贡献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是中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双碳”目标提出五年多来，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减排本身。它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的发展方式，也在重塑全球绿色发展的格局。这种引领作用，体现在两个维度：对内，它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系统性绿色转型；对外，它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了实实在在的中国贡献。
其一，对内贡献：一场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理念到实践不断深化。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双碳”目标应运而生，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抓手。
“双碳”目标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在于它不是孤立的政策指标，而是一个撬动全局的战略支点。五年多来，它以“牵引”之力，带动了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连锁反应。
这种反应首先体现在能源与产业的互动上。随着清洁能源快速崛起，能源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产业结构调整。高耗能行业加速低碳改造，绿色低碳产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新能源不仅替代了化石能源，更催生了完整的新兴产业链条。从上游的原材料、中游的装备制造，到下游的应用服务，一个以绿色为底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成形。
这种反应也体现在制度与市场的联动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运行，让“减碳”从行政约束转化为市场机制。碳配额有了价格，减排行为可以变现，绿色技术能够获得市场回报。这种制度创新，正在重塑企业的行为逻辑——减排不再是应付检查的负担，而是提升竞争力的选择。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发展理念层面。过去谈发展，往往先看经济指标；现在谈发展，绿色已成为前置条件。这种理念的转变，正在从政府传导到企业，从企业渗透到社会，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
其二，对外贡献：惠及全球的绿色发展红利。
中国的“双碳”行动，从一开始就不是封闭的自我革命，而是开放的世界贡献。
最直接的贡献，是通过大规模产业化大幅降低了全球清洁能源成本。十年前，光伏、风电还是昂贵的“贵族能源”；今天，它们已经成为最具经济性的选择。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中国制造的力量。正因为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清洁能源产业链，才让绿色技术从“实验室珍品”变成了“大众商品”。
更深远的贡献，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参照的绿色路径。历史上，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走的是高消耗、高排放的老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既面临发展的迫切需求，又承受减排的国际压力。中国的实践表明，发展与减排可以并行不悖，绿色转型不是发达国家的“奢侈品”，而是发展中国家的“新机遇”。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舞台上，中国也从“跟随者”逐步成长为“建设性力量”。从落实《巴黎协定》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影响力的提升，不是靠空洞的口号，而是靠实实在在的行动——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才有资格参与全球治理；自己的经验形成了，才能为他人提供借鉴。
对内牵引转型，对外贡献全球——这正是“双碳”引领的双重贡献。它既是一场深刻的自我变革，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国际担当。发展与保护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可以相互成就、协同共进的过程。这，就是“双碳”五年多来给出的答案。
三、以全面绿色转型重塑发展动能
如果说“双碳”引领的双重贡献回答的是“做了什么”，那么这一部分要回答的是“绿色转型究竟如何重塑发展动能”。这不是简单的产业更替，而是从增长逻辑到动力机制的深刻变革。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排放高度绑定。这种“高碳增长”模式，在工业化初期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到了今天，它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环境成本却在持续攀升。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只会走进死胡同。全面绿色转型，正是在这个关口提出的根本之策。
其一，存量优化：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传统产业占我国制造业比重超过80%，是就业和GDP的基本盘。绿色转型不是要把这些产业“一退了之”，而是要推动它们脱胎换骨。
钢铁行业探索氢冶金，建材行业推广替代燃料，石化行业布局绿氢炼化。这些技术路线的背后，是一个共同的逻辑：用绿色技术改造传统工艺，让高碳产业走出低碳新路。这不是小修小补，而是工艺路线的根本再造。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从需求端倒逼供给端绿色转型。当老旧设备被高效节能的新设备替代，整个生产体系的能效水平就会迈上新台阶。
其二，增量创造：让新兴产业“新芽成大树”。
绿色转型的另一面，是绿色低碳产业的爆发式增长。这些产业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是未来竞争力的核心载体。
新能源汽车就是最好的例证。如今每卖出两辆新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不只是汽车，光伏、风电、储能、氢能……一条条绿色产业链正在加速成长。这些产业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本身就是“减碳”的产物，同时又为其他行业的减碳提供技术支撑。
光伏发电替代煤电，是减碳；光伏制造带动上下游产业，是增长。减碳与增长，就这样在绿色产业身上实现了统一。
其三，动能转换：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
传统增长依赖的是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是铁律。而绿色转型依赖的是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结构优化——这些动力没有天花板。
光伏发电成本十年下降超过80%，靠的是技术迭代；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持续提升，靠的是材料创新。绿色转型之所以能成为“新动能”，正是因为它在根本上改变了增长的来源——不再靠“多投入”，而是靠“优产出”。
这种动力转换，正在重塑经济运行的逻辑。过去，环保往往被视为“成本项”；现在，随着碳市场建立、绿色金融发展，绿色正在从“成本”变成“价值”。减排能卖钱，节能降成本，绿色品牌能带来溢价——这些变化，让企业从“要我转”变成了“我要转”。
存量优化、增量创造、动能转换——三重变革叠加，共同构成全面绿色转型的动力图景。它不是简单地在原有赛道上加速，而是对发展动能本身的重新定义。这正是“重塑”二字的深刻意涵。
四、以生态环境法典熔铸绿色根基
如果说能源变革、产业升级是在为绿色发展“铺路”，那么制度建设就是在为绿色发展“奠基”。路铺得再宽，如果地基不牢，也走不远。
2026年3月，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正式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这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从“分散立法”走向“法典化”的历史性跨越。
为何需要一部法典？
过去几十年，我国制定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这些法律在各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理念有差异；有的条款相互交叉，执行中难免冲突；有的领域存在空白，需要填补。
法典化，就是要对这些法律进行系统整合、集成升华。它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既有基础上提炼升华；不是简单汇编，而是制度体系的再造升级。
法典将“熔铸”什么？
“熔铸”二字，形象地道出了法典化的核心功能——将分散的制度投入熔炉，锻造出全新的制度形态。
一是熔铸理念。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核心理念贯穿始终，让整部法典有一个统一的价值灵魂。
二是熔铸规则。打破按要素立法的条块分割，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构建起逻辑严密、衔接顺畅的规则体系。企业面对的不再是“九龙治水”，而是一本清晰的操作手册。
三是熔铸责任。明晰政府、企业、社会各方的权利义务，建立健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制度链条，让每一类主体都清楚自己的责任边界。
四是熔铸经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机制……这些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创新，将通过法典化上升为法律规定，获得更强的约束力。
法典何以“熔铸根基”？
法典的定位，不是“管一时”，而是“管长远”；不是“治已病”，而是“治未病”。
它为绿色发展提供稳定的预期。企业投资、地方规划，最怕政策“翻烧饼”。有了法典，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干了之后有什么后果，法律写得清清楚楚。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市场主体的最大激励。
它为改革创新提供法治空间。法典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开放的框架。成熟的经验上升为法律，同时为未来的制度创新留出接口。
它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长远保障。用最严格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让美丽中国建设不因人事更迭而改变，不因一时困难而动摇。
法典化的意义，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当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转化为法典规定，本身就是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重大贡献。
这正是“以法典熔铸绿色根基”的深刻意涵——用法治的力量，为绿色发展打下千年根基。当绿色真正“熔铸”进发展的基因，美丽中国就有了最坚实的制度保障。
五、走向“双碳”的攻坚逻辑
前四部分从理论定位、双重贡献、动能重塑到法治根基，勾勒出“双碳”牵引绿色转型的完整图景。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蓝图已经绘就，接下来该怎么走？
“十五五”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窗口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积极，意味着不能等；稳妥，意味着不能乱。这八个字，道出了“攻坚”二字的深刻内涵。
攻坚之“坚”，坚在何处？
一是坚在存量之巨。我国是全球最大碳排放国，传统产业占制造业大头，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减碳不是在一个“干净的白板”上作画，而是要对一个已经运转几十年的庞大系统进行改造升级。
二是坚在技术之难。氢能炼钢、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关键技术，距离大规模商业化还有距离。要实现碳中和，约一半的减排量需要依靠尚不成熟的低碳技术。
三是坚在转型之痛。减碳必然伴随产业洗牌、岗位调整。传统能源基地如何转型，高碳行业工人如何安置，欠发达地区如何避免重走老路，这些“人的问题”比技术问题更难解。
攻坚之“攻”，攻向何处？
一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是四个任务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套相互支撑的组合拳。降碳与减污同根同源，降碳与扩绿相互增益，降碳与增长正在从对立走向统一。
二攻系统推进。绿色转型不是某一部门的“独角戏”。能源、工业、交通、建筑各领域相互关联，必须统筹谋划。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把账算清楚，才能精准施策。
三攻分类推进。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资源型地区与生态功能区，不可能走同一条路子。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才是务实之道。
四攻有序推进。先立后破，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基本原则。新动能立起来了，旧动能才能平稳退出。能源安全、产业链稳定、民生保障，这些底线必须守住。
攻坚路上，信心何来？
信心来自已有的基础——可再生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新能源汽车产销全球领先，碳市场稳步推进。
信心来自制度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凝聚全社会共识。
信心更来自人民的支持——绿水青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绿色生活方式正在成为时尚。当每个人都成为绿色转型的参与者，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十五五”的攻坚号角已经吹响。以协同、系统、分类、有序的方法论，去破解存量之巨、技术之难、转型之痛，就一定能在这场绿色变革中赢得主动，让美丽中国的蓝图化为现实。
六、底色·底气·底盘
从理论定位到双重贡献，从动能重塑到法治根基，再到攻坚逻辑——五个维度的论述，最终要回到一个根本问题：“双碳”牵引，究竟为中国发展定义了怎样的底色？
底色，是发展的根本遵循。
绿色不是发展的点缀，不是可选项，而是贯穿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根本要求。从能源结构的历史性转变，到产业形态的深刻调整，从碳市场的制度创新，到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绿色正在成为中国发展最鲜明的标识。
底气，是发展的信心来源。
底气来自雄厚的产业基础——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清洁能源产业链。底气来自持续的技术突破——光伏发电成本大幅度下降。底气来自人民的广泛支持——当每个人都成为绿色转型的参与者，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底盘，是发展的制度保障。
碳排放双控制度全面建立，全国碳市场持续扩容，生态环境法典即将出台——这些制度创新，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最长远的法治保障，让转型成果不因人事更迭而改变，不因一时困难而动摇。
底色指引方向，让发展不偏航；底气积蓄力量，让转型不停步；底盘筑牢根基，让成果不反复。有了这三重支撑，“双碳”牵引下的绿色转型，就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关键节点，我们有理由相信：绿色，正在成为中国发展最鲜亮的底色；这份底色，有底气支撑，有底盘保障，必将历久弥新、愈加厚重。
（作者为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长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