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南粤｜巧设“口袋阵” 土炮胜步枪

2025-09-01 16:46 来源:南方网

在位于东莞市的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中，两件特殊的物品静静陈列着——日本三八式步枪的枪栓与防尘盖。枪支斑驳的表面凝结着岁月的沧桑，也承载着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记忆。

1941年百花洞战斗中缴获的日军三八式步枪枪栓和防尘盖

这两件战利品，来自1941年6月的百花洞战斗，一场被日本称为“最丢脸的一仗”，更标志着华南敌后抗日战场的一次重大胜利。短短两天的战斗中，我军毙伤日军50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南方网、粤学习记者采访了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讲解员陈梦、百花洞战斗亲历者后人卢明，跟随他们的讲述，回到那个血色斑驳的凌晨。

巧设“口袋阵”

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华南后，人民抗日武装在华南敌后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而起。1940年10月，仅有70余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在大队长曾生的带领下，挺进东莞大岭山区，创建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到近200人。

1941年6月10日深夜，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所处的百花洞村内，一处房屋灯火通明，曾生正主持召开民运会议。此时，来自厚街情报站的一则情报被紧急送到曾生手上：日军长濑大队纠集400余人，正秘密向百花洞村奔袭而来。

曾生迅速作出部署。他命令百花洞抗日自卫队立即抢占西南面制高点，同时派遣通讯员前往大王村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大队总队长梁鸿钧、政委尹林平报告情况。二人立即研判情况，当时第三大队的三支中队正驻守在大王村、大环村、大沙长圳村，对百花洞村呈三角“口袋”包围之势，如果能同时占据有利地形，形成相互策应的战略布局，将有可能获得胜利。

百花洞战斗示意图

梁鸿钧与尹林平马上下达作战命令：驻大沙长圳村的第一中队和驻大环村的第二中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同时动员各村抗日自卫队和民兵参战，封锁日军可能突围的路线；大部队则率第三中队急速赶往百花洞村与曾生汇合。

夜色静默，只等黎明时分的生死较量。

荔枝林中的殊死搏斗

1941年6月11日拂晓，晨曦尚未穿透大岭山的薄雾，日军已逼近百花洞村。

从大环村方向来的日军先头部队，刚刚踏入北面的山路，就遭到了埋伏在高地的抗日自卫队猛烈攻击。枪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也拉开了百花洞战斗的序幕。

战场的另一面，日军大队长长濑正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挥舞着军刀走在队伍前列，耀武扬威地走进了游击队的包围圈。伏击良久的第一中队经一声令下，纷纷瞄准目标扣动扳机，长濑应声落马，在正式投入战斗前就已毙命。

敌人很快被装进“口袋”，失去指挥的日军瞬间陷入混乱，纷纷向百花洞村南面的荔枝林溃逃。战士们乘胜追击，却因枪支火力不足和茂密枝叶阻碍，无法一举歼灭敌人。日军趁机构筑临时工事，与合围荔枝林的我军形成对峙。

其间，日军发动数次冲锋，试图夺路逃命，均被打退。茂密的荔枝林成为天然的战场，双方在林间展开拉锯战。枪声、爆炸声和呐喊声持续了整整一天。

战斗打响的消息传到了周边村落，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支援行动就此展开。村民们敲锣打鼓、把鞭炮放到铁皮桶中点燃，既迷惑敌人，也壮了士气。护送药品粮食、传递情报、照顾伤员，群众用多种方式参与到战斗中。

“当时很多自发参与战斗的民兵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用的还是老百姓的土炮、火铳枪、猎枪。”卢明的父亲卢锋是百花洞战斗的亲历者，卢明回忆起父亲给自己转述的细节表示，“猎枪打一发之后，要大半天才能打第二枪，射程超不过五十米，和军用步枪差很远。所以民兵找个隐蔽的地方埋伏好、上好弹药，等敌人靠近，再一起开枪。”

1941年百花洞战斗中村民自制的土炮

这样军民一心的场景并非偶然。据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讲解员陈梦介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挺进大岭山时，就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联系。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宣传抗日主张，农忙时节还会帮村民插秧收割。敌人来袭时，游击队总是第一时间掩护群众转移；日军抢粮时，更是挺身而出保护群众财产。正是点点滴滴的积累，让百花洞战斗成为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

日军侵略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

入夜，游击队组织了突击小分队轮流袭击，被围困在荔枝林中的日军整夜处于恐慌之中。此前，日军曾释放信鸽向外界求援，却被大沙村的自卫队击落。两名试图偷偷突围搬救兵的日本士兵同样被巡逻队员击毙。日军遂成困兽。

1941年6月12日上午，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日军粮弹药严重不足，派出飞机进行空投。但不熟地形，大部分物资被投到游击队的阵地。当天下午，日军从莞城、石龙、广州调集1000余名援兵，在烟雾弹的掩护下，侥幸救出被围困人员。

这场持续两天一夜的战斗，最终以游击队毙伤日军5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的胜利告终。华南日军头目哀叹：“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

此后，大岭山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发展，成为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堡垒。有了百花洞战斗胜利的经验，深入发动群众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陈梦补充称，当时根据地所在村里建起以杂货铺为掩饰的情报站，部分群众积极参与到情报工作中。“东江游击队之母”李淑桓便是其中的代表。她将七个子女全部送上抗日战场，自己也从香港奔赴大岭山投身抗战，以教师的身份、家访的方式来秘密收集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