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在广东省两会召开之际，围绕广东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这一主题，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特邀来自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多位经济学者，围绕广东当好大湾区建设的主力军和火车头、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把脉支招，敬请关注。
当好大湾区建设的主力军和火车头
●毛艳华
毛艳华
粤港澳大湾区是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成长起来的世界级大湾区，正在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202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广东来说既是重大责任，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要求广东发挥主力军和火车头作用。“十五五”时期，广东要深刻领会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全面把握双重责任使命，以协商合作机制为抓手，以科技创新合作为核心，深化粤港澳融合发展，提升大湾区一体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生动范例。
全面把握新阶段广东使命担当
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加快建设既是落实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全球竞争的现实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东的主力军和火车头作用，既是对大湾区建设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新阶段使命担当的明确要求。“十五五”时期，广东需深刻把握双重角色，以大湾区建设赋能自身高质量发展，同时携手港澳丰富“一国两制”实践。
对广东而言，大湾区建设是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引擎。当前广东正处于换挡升级关键阶段，面临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等多重任务。以大湾区建设为抓手，可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科创能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畅通经济循环。通过与港澳深度合作，构建科创产业合作新模式，弥补发展短板、培育新增长点；同时推动珠三角与粤东西北联动发展，缩小区域差距，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从国家战略全局看，广东肩负着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责任。“一国两制”是大湾区建设的最大优势，也是必须坚守的根本原则。广东需把握“一点两地”定位，通过深化合作，为港澳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十五五”时期，要携手港澳探索“一国两制”新实践，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与民生领域融合发展，让港澳同胞共享国家发展成果，推动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健全协商合作机制当好主力军
湾区经济的本质是集聚经济，区域一体化与要素自由流动是发挥集聚效应的关键。大湾区具备独特制度优势，但三地在经济运行体制、社会服务政策等方面的差异，给一体化发展带来挑战。近年来，“澳车北上”“港车北上”以及2025年底“粤车南下”政策的实施，开创了优质生活圈“双向奔赴”的新局面；四大平台吸引顶尖企业与机构进驻，成为“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生动实践。但与国际典型湾区及“十五五”时期要求相比，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要素跨境流动仍受诸多限制。
区域一体化规律表明，经济发展阶段决定市场开放水平。现阶段大湾区内地城市市场化水平与港澳存在差距，要素流动限制尚未完全破除。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健全粤港澳协商合作机制，广东需主动对接港澳市场规则体系，协同开展新型领域的规则标准共建，担当起大湾区建设主力军角色，全面推进新阶段大湾区建设。依托重大合作平台的先行先试探索，完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产业合作、要素流动、民生融合等关键领域的制度体系，大幅度提升大湾区合作深度和跨境交往频率。加强粤港澳立法、执法、司法各环节全流程协作，打破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壁垒，有效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
深化规则机制“软联通”是“十五五”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关键突破口。在营造环境方面，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产权保护、标准认证等方面加强粤港澳协调，形成大湾区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在民生共享方面，积极拓展大湾区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探索公共管理与社会治理领域的规则衔接路径，提升粤港澳深度合作过程中民生保障水平，让三地居民共享优质生活圈建设成果。在对外开放方面，整合三地资源优势，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
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当好火车头
湾区经济是区域经济的高级形态，代表着不同时代科技创新与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成为鲜明特征，大湾区正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广东拥有实体经济、应用场景与消费市场优势，必须抓住时代机遇，主动担当科技创新火车头，推动大湾区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
加快建设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巩固提升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广东需携手港澳整合科创资源，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链，打造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总结与推广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协同发展经验，促进大湾区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聚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前沿领域，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
以科技创新合作引领产业升级，共建大湾区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科创优势，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培育和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强粤港澳在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打造世界级产业基地；通过科创赋能，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全国产业升级提供示范引领。
充分激发大湾区各类创新主体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创造性。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大湾区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加速成果产业化；建设新型创新平台，发挥专业服务机构作用，提供金融、法律等全方位服务；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完善引育用留激励机制，吸引全球高端人才集聚大湾区；优化科创生态体系，完善科技金融服务，加大研发投入，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作者系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以“大集群观”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
●贺灿飞
贺灿飞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先进制造业的主要空间组织形式，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良性发展与有效治理意义重大。“十四五”期间，广东已培育形成包括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绿色石化、汽车、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在内的9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是全国产业集群整体实力最强省份。然而必须看到，现有集群发展模式主要面向传统制造业集群，是在“钻石模型”、集聚经济、全球价值链理论和专业镇、块状经济现象等基础上形成的，不完全适用于先进制造业集群。进入“十五五”，广东应以“大集群观”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先进制造业呼唤集群发展新范式
先进制造业是通过吸收前沿科技和现代管理技术，改造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在线检测、营销服务和管理等全生命周期，并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制造业总称，在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生产组织等方面具有不同于传统制造业的全新特征。先进制造业的集群化发展受经济地理规律支配，而其产业多样化、创新网络化、治理协同化以及分布离散化特征，决定了难以简单套用传统集群发展模式。如广深佛惠莞中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横跨六市，涵盖整车制造、零部件、汽车电子和智驾算法、软件等多种产业，并形成有序竞争、错位发展的跨区域创新协同网络，显然已经不是过去小范围集聚、产业较单一的狭义上的产业集群。
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要采取“大集群观”发展模式，具体包括大产业观、大创新观、大空间观以及大主体观，四者共同形成新模式的核心要素。
大产业观。先进制造业是跨行业的，需要不断吸收不同行业的前沿科技成果提升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和产品品质，因此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要突破专业化思路，推动核心产业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比如，广东智能家电产业集群在做强传统电子零部件产业的同时，还需要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服务、场景设计等产业紧密结合起来，生产符合市场需要的各种高质量产品。
大创新观。先进制造业集群由相关多样产业融合构成的特点，决定其创新模式必然是区别于“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的非线性复杂交互式创新。这种模式要求集群企业利用全域、全局、全链、全程创新思维，始终面向市场新动向，及时开发新产品；始终面向前沿科技，吸纳能够改进生产、管理、服务的新技术，使生产技术、工艺、组织和产品性能始终位于时代前沿。
大空间观。先进制造业集群中相关多样产业融合和创新要素复杂交互是常态化的，因而集群的空间范围通常超越产业比较单一、创新资源相对有限的镇域、县域甚至市域、省域，呈现为一种由分散在不同区域、国家甚至全球范围内的集群和非集群组织共同构成的分布式网络化集群空间形态。这要求位于不同行政单元的子集群，聚焦本地特色优势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防止出现同质化、“内卷式”竞争。
大主体观。先进制造业集群的跨产业、跨区域特点，对集群治理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从产业和创新整合角度看，先进制造业集群需要一批能够协调跨环节、跨行业、跨地域知识、技术、资源的企业参与治理，如具有高技术控制能力和强市场势力的领导企业和能够整合各类创新资源的大型服务企业。从管理和服务角度看，先进制造业集群需要有一批能开展跨区域协调的组织和机构参与治理，如广东推进战略性产业集群中实施的省领导“链长制”等。
强化创新性组合政策支持
在大集群观下，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要突破以本地横向结网合作和纵向链条集聚为导向、以本地延链补链强链为抓手的传统政策模式，更加突出多元产业融合、复杂交互创新、跨区域协同治理以及集群的持续高级化。“十五五”期间，广东推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要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强化新兴产业培育和产业深度融合。要敞开怀抱、以超常规力度全面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新能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规模，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时间窗口、空间窗口和技术窗口。加快“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全领域、全流程，深度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推动制造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井喷式产生。
深入推动集群加快开放式融合创新。要鼓励制造企业实施全过程创新战略，通过树立研发设计、智能制造、品牌营销、管理服务等各环节创新典型，引导企业运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全面改造提升生产技术、工艺和组织。要持续完善和发挥集群促进组织功能，打破政产学研用之间的信息、技术、信任壁垒，加快知识流动交互和组合创新。要营造包容、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让新点子、新创意、新应用持续涌现。
统筹协调集群实现跨区域协同发展。要建立健全先进制造业集群跨区域协同机制，通过建立跨区域治理机构、制定跨区域发展规划、实施跨区域研发项目等，全方位推动各地集群强化组织、产业、功能和创新协同。加快建设一批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数字化产业集群，不断提高跨区域协同效率。
加强产业政策与集群发展协同演化。要强化产业政策精准滴灌，对不同集群分类施策，不断提升产业政策实施效能。对于不同发展阶段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有差异化侧重：在形成期，重点予以准入放松和要素倾斜；在发展期，重点予以金融和市场拓展支持；在转型升级期，重点予以财政支持和创新引导，推动集群加快换挡升级。
作者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原院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在全球贸易新一轮竞争中重塑优势
●张建平
张建平
当前，全球经济版图正经历深刻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深度调整。在此背景下，传统低成本要素驱动的外贸模式已难以为继，向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转型，成为中国外贸突围、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
作为中国外贸第一大省，广东迎难而上、砥砺奋进，交出了一份份极具韧性的外贸答卷。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广东外贸进出口9.4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4%，规模连续40年位居全国首位。这一成绩来之不易，标志着广东外贸已进入由“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跨越的关键阶段。
科技创新驱动：
“新三样”与未来产业构建硬核支撑
核心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也是驱动广东外贸产品迭代升级的核心引擎。近年来，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这“新三样”，正加速取代服装、家具、家电等“老三样”，跃升为外贸增长的新支柱。这种更迭是广东制造业在能源变革与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的必然演进。比如，得益于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广东在新能源领域构建起从材料研发、电池制造到整车集成的全产业链优势；比亚迪、广汽埃安等龙头企业凭借核心技术，成功实现了从“跟跑”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以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为代表的“未来产业”正加速崛起，成为广东外贸的新增长极。广东不仅拥有大疆、亿航智能等全球领军企业，更集聚了超1.5万家相关产业链企业，占据全国总数的三成以上。从消费级到工业级，再到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广东制造的“天空之城”装备正加速“出海”，实现了从“产品输出”向“标准输出”的升级。作为产业重镇，广东在中国高端装备“出海”浪潮中扮演了重要的“压舱石”角色。得益于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井喷，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于2025年成功实现贸易顺差。这些实践充分表明，科技创新已成为广东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贸易数字化重塑：
跨境电商与数据要素的生态变革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赋能产业的新质生产要素，广东通过借力数字贸易，实现了其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作为外贸的“金字招牌”，广东跨境电商2025年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规模领跑全国。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带”创新模式，广州女装、深圳电子、佛山家电及中山灯饰，正借助SHEIN、Temu、TikTok Shop等平台“组团出海”，实现了传统制造与全球消费者的零距离对接。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赋能打破了传统贸易的滞后性，助推企业实现“小单快反”的柔性制造，使其能依据市场反馈即时调整生产。这一变革极大提升了供应链的敏捷度，重塑了其响应速度与抗风险韧性。此外，得益于大湾区在数据跨境流动上的制度创新，广东在软件、内容及远程运维等数字服务领域抢占先机，构建起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双轮驱动”的融合发展新格局。
绿色低碳转型：应对CBAM的“广东攻略”
然而，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广东也需直面全球贸易规则的新变局。随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加速落地，广东外贸企业正经受合规与成本的双重“压力测试”。由于CBAM覆盖的钢铁、铝、氢等领域与广东出口优势品类高度重合，广东应主动破局，视“碳关税”为倒逼产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契机，将外部“绿色壁垒”转化为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机遇”。
在制度建设端，广东加速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碳足迹管理体系。依托大湾区建成的全国首个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公共服务平台，企业得以通过低门槛、高认可度的认证服务，精准盘清“碳家底”。在产业实践端，能源结构转型与工业技改正在同频共振。以宝武集团广东基地为例，通过引入氢基竖炉炼铁等前沿工艺，其正向“近零碳排放”迈进。同时，随着“零碳工厂”和绿电交易的普及，广东正从源头大幅压降出口产品的隐含碳排放。这种以技术创新驱动的绿色转型，正推动广东制造从“含绿量”向“含金量”转化，为产品在国际市场赢得新的“绿色通行证”与更强的议价权。
区域协同与制度开放：大湾区建设的平台赋能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凭借“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独特优势，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能。2025年，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规模稳步扩容，承揽了全国近五成的平板电脑和超八成的3D打印机出口，生动印证了区域协同所释放的强大产业集聚效应。
当前，大湾区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与规则机制的“软联通”正加速融合，激发出新的贸易活力。作为连接三地的黄金通道，港珠澳大桥的经贸纽带作用日益凸显。大湾区“组合港”和“一港通”模式让内地河港与沿海枢纽港实现无缝“握手”，大幅提升了物流效率。广东积极借力香港在金融、法律及检测认证领域的专业优势，构建起“港澳服务+广东智造”的“拼船出海”新模式，使得企业能够更顺畅地对接RCEP及“一带一路”市场。
展望未来，广东外贸正处于从大到强、由量变向质变跃升的关键窗口期。坚持“制造业当家”不动摇，纵深推进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深化大湾区一体化合作，广东定能在全球贸易新一轮竞争中重塑优势，为全国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新鲜经验。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生导师
聚焦“投资于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刘 亮
刘亮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是我国在发展问题认识上的一次重要转变与战略范式上的调整升级，表明不再将“人”的发展视为经济增长的附属结果或工具性手段，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动力地位。也就是说，以促进人的发展，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增强发展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关键举措。
“投资于人”背后的“四个转向”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绝非是在原有投资和发展模式上简单地增加一个民生板块，也并非是要摒弃对“物”的投资，而是追求民生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的均衡发展，实现“见物”与“见人”的有机统一。
从系统性、结构性的层面来看，这种“转向”体现在四个方面：
战略目标上从“物”转向“人”。在“投资于物”的理念下，增长的目标是“物”的增长，因此，对人的投资(如教育、医疗)往往是为支撑经济增长、为工业化提供合格劳动力等服务的。而在“投资于人”的理念下，增长的目标是“人”的发展，这既体现在人才质量的提高，也体现在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得到更高质量的满足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民幸福安康。
实现路径上从“以量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投资于物”的理念侧重的是“保基本、兜底线”思维，解决的是“有没有”问题，而“投资于人”则是要解决“好不好”“全不全”“优不优”问题。因此，要从提高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视角出发，把对人的关注点从“劳动生产能力”转向“人才质量的全面提升”上来，从提高生产性积累、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转向提升人的素质与能力、增进民生福祉上来。
政策工具上从“单向付出”转向“多元共创”。在“投资于物”的单一目标下，政府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往往单向聚焦，通过财政或产业政策形成促进“物”的增长目标。但在“投资于人”的目标下，由于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其对政策的需求往往也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特征，这就需要在满足“最大公约数”前提下，考虑如何尽可能满足不同目标的需求。为此，要从政策工具和体制机制方面进行创新，引导亿万人民充分发挥创造伟力，最大凝聚社会各界的合力。
发展模式上从立竿见影的“重点突破”转向长期主义的“全面发展”。基础设施、厂房设备等“物的投资”体现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人的投资”则需要“见物更见人”的投资理念。因此，“投资于人”既要以短期政策快速激活人力资源潜能，又要通过长期布局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积蓄战略势能。需要通过提升人的知识、技能、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性，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人力资本”，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
在“投资于人”的重点方向持续用力
从理念到现实，“投资于人”理念的落地面临一系列挑战和创新突破，比如如何平衡好“物”与“人”的投资比例问题，如何确保“人”的长期投入问题等。广东是全国经济第一大省、人口第一大省，也是“人”和“物”投资的大省强省，责无旁贷要在“投资于人”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长期以来，广东围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全省研发人员数量、发明专利有效量、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有效注册商标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均居全国首位。截至2024年底，广东研发人员达到159.47万人，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分别达94万人、690万人，数量居全国第一，拥有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新征程上，需要通过进一步制度改革和环境优化，在“投资于人”的重点方向持续用力。
一是紧紧围绕高层次人才培养，打造“投资于人”的高水平人才高地。按照“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的要求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提升计划，加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推动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人才培养扩容提质，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以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引才育才，“以器引才、以才成器”，建设完善国家科技创新重大基础设施、国家实验室和省实验室构成的多层次实验室体系，让各类人才在重大任务中“挑大梁”。
二是围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打造“投资于人”的产业创新高地。充分利用广东完备的产业体系和活跃的市场氛围，打通“教育—科技—人才”全链条堵点，加快“四链融合”。一方面，针对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九大重点领域，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布局，推动新动能积厚成势、传统动能焕新升级，全面加快推动产业向新提质，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另一方面，以“国之重器”承载顶尖智力，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实现重大突破，进而夯实产业创新基石。
三是用好大湾区的制度和人才优势，打造“投资于人”的制度创新高地。改变“投资于物”的管理思路，按照“示范引领”的制度建设需求，加快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建立高层次人才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和青年人才试错宽容的支持机制，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为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储备战略资源。
四是围绕民生福祉，加快“投资于人”的民生高地建设。一方面，按照“民生十大工程”提出的目标要求，加快基础设施重点工程投资建设，补齐一批民生短板弱项，为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夯实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加快民生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升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合理诉求，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大力提振消费的现实挑战和突破路径
●罗志恒
罗志恒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第一条就是“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要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当前，中国经济已从供给短缺进入到需求不足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从增加供给、促生产转化为增加需求、扩消费。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要全方位挑大梁，当仁不让地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上走在前列，大力提振消费，做到既促进经济供需平衡，又增进民生福祉。
做好提振消费工作的双重战略意义
从内部环境看，提振消费有利于改变我国经济当前“供强需弱”的格局，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促进经济循环。“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就是要通过激活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改善供需失衡状况，让强大的供给能力得到充足的内需支撑，走出物价持续低迷的阶段，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从外部环境看，提振消费有利于改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使我国的市场规模优势转换为全球经济治理优势；有利于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增强发展的自主性和韧性，同时避免贸易顺差过度积累，缓和国际经贸紧张局面。更重要的是，以内需扩张为基础的开放发展模式，将推动我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广货行天下”等活动消费动能强劲
近年来，广东积极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从供需两端综合施策提振消费。例如，发布《广东省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了包括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服务消费、推动大宗商品“以旧换新”等在内的31条举措；积极抓住十五运会机遇举办大型消费季活动；近期又在积极开展“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粤享暖冬 乐游广东”消费季活动等。
总体而言，广东提振消费行动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以“以旧换新”政策为主要抓手，加力扩围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激活大宗消费潜力，推动家庭消费升级和绿色转型。二是以服务消费提质为重点内容，围绕“一老一小”增加服务供给、擦亮“食在广东”招牌。三是实施就业增收和保障支持行动，注重从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等核心问题入手，提高养老、医保等补助标准。一系列提振消费行动取得了积极成效，特别是以旧换新政策，显著拉动了家电、汽车等大宗消费。数据显示，2025年1—11月，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比如限额以上通讯器材类增长19.7%；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5.4%；线上消费潜力持续释放，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增长13.6%。
破解提振消费的瓶颈制约
提振消费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当前，广东提振消费面临五方面的挑战。其一，居民消费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部分行业结构性调整等因素叠加，居民部门预期有所转弱，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其二，社保体系有待完善，制约消费意愿。社会保障体系在不同群体间、不同区域间的保障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突出体现在养老领域，影响了部分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其三，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抑制消费潜力。在大中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不畅，制约了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消费增长潜力。其四，部分领域的供给能力不足。以文旅领域为例，部分文旅产品存在同质化问题，部分旅游景点基础设施不完善，一些优质旅游资源市场化程度不高，导致文旅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其五，劳动者工作时间偏长，挤压服务消费空间。服务消费相较于商品消费具有明显的耗时性特征，在可支配时间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即使居民有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也会受到一定的时间约束。
提振消费是一项长期行动，是战略之举而非权宜之计。广东有必要乘势而上，以“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契机，进一步大力提振消费。其一，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采取提高生育补贴、免费提供幼儿托育服务、提高大学生创业津贴等吸引和留住青年人才，提高来粤的吸引力。其二，强化职业培训，对于失能老人护理等紧缺岗位尤其加强培训频次和力度，并对培训予以免费，提高在粤人员的技能水平，提高其获取收入的能力、保障消费的能力。其三，全方位优化服务消费供给，做大做强广东的文旅、家政等服务品牌，充分利用广府文化等特色资源发展文旅业，严厉打击宰客等破坏旅游生态的行为，加强与司法部门合作携手亮剑。其四，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进一步大幅提高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保障水平，降低居民的后顾之忧。其五，可积极探索优化假期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春秋假。其六，省级财政在转移支付中充分考虑地市和区县抓消费的积极性和效果，对于提振消费效果好的区域给予倾斜支持。
作者系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以蓝色发展实践助推“走在前列”
●李宏伟
李宏伟
广东“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创建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创建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是广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指示精神的关键抓手，将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有力支撑。
以海洋经济产业优势筑牢示范区建设根基
广东拥有支撑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的独特优势。一是经济基础扎实，《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25）》显示，据初步核算，2024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为20022.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5.4%，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4.1%，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9.0%，在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新兴产业增长强劲，2024年，广东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41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持续增强；实体经济持续稳步发展，海洋制造业增加值5012.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4.9%，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条完整、海洋产业体系完备。三是企业梯度建设体系完善，当前全省涉海企业总数已突破8万家，涉海“四上企业”数量近6500家，同比增长5%。四是制度保障完善，广东颁布实施《广东省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条例》，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方面作出系统性部署，为示范区创建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进入“十五五”，广东将示范区创建正式纳入全省重点战略部署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作为推动海洋强省建设的总抓手，旨在通过先行先试的实践探索，破解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共性难题，打造全国海洋经济转型发展的“广东样板”，为沿海地区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鲜活经验。
以战略思维协同锻造海洋经济核心竞争力
海洋经济并非孤立存在的经济业态，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的战略布局。锻造广东海洋经济核心竞争力，首要任务是突破传统“就海论海”的认知局限与发展壁垒，构建起陆海融通、区域联动、机制适配的多元协同体系，最大化释放海洋资源价值与经济效能。
深化陆海统筹与空间协同，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效能。海洋是陆地生态经济系统的自然延伸，核心竞争力源于陆海优势聚合。广东需秉持“陆海统筹、山海互济”原则，推动经济布局与资源开发向海洋、深远海拓展，构建立体发展格局。扎实开展海洋资源普查，精准掌握核心禀赋，对海洋空间实行分类保护、分段管控、优近拓远策略，探索立体分层利用模式。同时落实资源有偿与集约使用制度，以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倒逼效率提升与生态保护，实现蓝色国土可持续高效利用。
强化区域联动与产业协同，塑造广东海洋经济新生态。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引领，打造“六湾区一半岛”，深化港产城融合是关键路径。港口、临海产业、滨海城市需打破割裂，形成要素互通、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广深珠等中心城市发挥龙头作用，联动周边构建梯度错位的海洋产业集群，培育高端船舶、海洋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同时提升内河航道效能，支持肇庆建设重点内河口岸，打通内陆与海洋经济圈联结通道，拓展辐射纵深。
创新机制协同，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需以机制创新为突破。依托四大水系深化山海协作、江海联动，探索流域与海洋经济融合路径。大胆推行“飞地经济”“飞海合作”模式，共建集约化海洋产业园，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推动沿海技术资金优势与内陆资源禀赋深度耦合，优化生产力布局，构建全省协同的海洋经济生态。
以蓝色动能拓展海洋经济发展新局面
在战略协同搭建的发展框架基础上，需持续注入以科技创新、城市赋能、改革开放为核心的蓝色动能，将战略蓝图转化为实际发展成效，推动海洋经济在质量、效率、动力上实现全方位跃升。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抢占全球海洋经济科技竞争制高点。海洋经济竞争本质是科技实力较量，广东需集中优质资源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加快推进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深海科考中心等重大设施建设，筑牢深远海与极地探索技术支撑。构建大海洋学科体系，争取国家级实验室落地，汇聚顶尖人才，聚焦深水油气开发、绿色航运等领域攻关，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供给。
以城市群建设为重要载体，构建层级清晰的现代海洋城市体系。海洋中心城市是动能集聚辐射的核心节点，直接影响海洋经济能级。推动广州强化海洋科研、服务功能，建设特色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支持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同时助力珠海、汕头、湛江立足禀赋打造特色标杆，形成“核心引领、多点支撑”格局，提升大湾区在全球海洋城市网络中的影响力。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关键抓手，创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标杆。开拓海洋经济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更大魄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扛起为全国海洋经济改革探路的使命。深化海洋规划“多规合一”，优化海域审批流程，构建高效综合执法体系。依托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政策优势，在海洋科创协同、金融服务、生态价值实现等领域先行先试，探索与国际接轨的规则标准。
新起点上，广东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只争朝夕的责任感深耕海洋经济，持续强化示范区的标杆引领作用，以蓝色发展实践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答卷。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生态文明建设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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