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深圳闷热难耐，热浪打在脸上黏得人发慌。60岁的高敏背着鼓囊囊的帆布包——里面装着近期要对接的器官捐献志愿者资料，那是她的“随身档案库”。她快步走向医院，赶着去帮一个年轻人完成器官捐献。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滑到下巴，被脖子上的汗巾接住。
高敏
病房里，年仅33岁的小伙子被一场车祸夺走了生命，父母决定捐献器官——希望他的心脏继续跳动、眼睛继续看见世间的美好。
器官捐献的时间窗口极短，高敏上前抱了抱夫妻俩，引导医护向捐献者鞠躬告别。在手术室，她见证器官摘取全程，术后协助医护为逝者整理仪容。
捐献完成后，送遗体去殡仪馆、陪家属处理后事……这不在职责范围内，但高敏总是尽量多做。“家属很难，能帮上的我尽量帮。”
这份工作，高敏做了20年。作为我国第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入行早，大家喜欢叫她高姐。20年来，经她协调的器官与遗体捐献，仅在深圳就超1000例，经她协助登记的捐献志愿者过万人。
“我的工作就是帮这些有大爱的人完成最后的心愿，能多挽救一个生命是一个。”高姐说。
6月11日是中国器官捐献日。截至今年3月，广东累计完成器官捐献8677例，挽救了2.4万余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接住生命最后的托付
当生命行至末程，许多人选择以另一种方式将它“延续”——捐献器官救助他人，或捐赠遗体用于医学研究。目前，我国已有超739万人登记成为器官与遗体捐献志愿者，而高姐这样的协调员，便是通过协调捐献者、亲属、医院、殡仪馆，让捐献顺利实现。
在捐献者眼中，高姐是接住他们生命最后的托付之人。
93岁的张小平奶奶是深圳大学退休教师。年轻时，这位北京姑娘几经辗转，终在深圳大学安家，与爱人在学校度过半生。如今，他们希望身后能“重回”学校——作为医学研究对象，帮助更多人。
今年初，张奶奶老伴身体变差，生活无法自理，两人搬进了惠州的一家养老院。入院后，张奶奶开始担心：遗体捐献的心愿，还能不能实现？
“我一直在等，害怕自己撑不到你们来，现在我就放心了。”房间里，张奶奶一笔一画在遗体捐献志愿书上签下名字，字迹潦草，笔力却重。高敏握起她的手，两人互道感谢。张奶奶谢她帮自己完成心愿，高敏谢老两口的大爱。
从养老院出来，高敏眼眶湿润：“我们做得远远不够。”她常为捐献者的大爱而感动，也为自己关心、陪伴不足而难过。在她心里，捐献者早已成为她的“知交”。
高敏。
十多年前，高敏为文艺工作者刘幼雪和程芸平夫妻俩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交往中，她与年长几十岁的刘幼雪成为忘年交。
2011年9月，程芸平在深圳辞世，捐献了眼角膜和遗体。“他们相扶相伴近七十年，刘阿姨受到的打击特别大。”高敏懂刘幼雪的难过，时常去看望她，两人无话不谈。
不久，刘幼雪身体抱恙，前往北京治疗。她时时想念深圳，总问高敏：“深圳现在怎么样？”
“深圳的花开了，漫山遍野都是鲜花。”高敏知道，刘幼雪心底盼的是回深圳。
“这是我们共同的约定，我承诺一定接她回深圳。”
2017年9月，刘幼雪病危，留下最后两句话：高敏来了吗？深圳的车到了吗？
高敏赶到北京，在病房里吻别刘幼雪。那个给她鼓励、真正懂她的长辈、朋友走了。她躲在病房里，一个人大哭一场。
最终，经高敏多方协调，刘幼雪的遗体被护送回深圳大学医学院，与丈夫在深圳“团聚”。
一份信任半生牵挂
多年来，高姐的装扮几乎没变过：马尾辫、短袖衫、运动鞋，手臂上总挂着磨破了边角的手机袋。
“我没什么花钱的地方，文化衫是红十字会发的，一双运动鞋可以穿好几年。”她笑着说。
外人说她不爱打扮、生活简单，但她自己却说：“我非常富有，因为集万千人的信任于一身。”
20年来，经高敏协调见证的器官遗体捐献案例达千余例，她协助登记的捐献志愿者也超过万人。这意味着，平均每2—3天，她就要陪伴一个家庭作出生命接力的决定。
感念这份信任，她把托付变成一生的牵挂。
15年前，本就是单亲家庭的思成失去了妈妈。为完成妈妈的心愿，13岁的他劝说亲属在器官捐献志愿书上签了字。高敏至今记得，当时思成坐在病房外，揪着头发难过无助的样子。
15年前，年仅13岁的思成劝说亲属在妈妈器官捐献志愿书上签字。来源：深圳市红十字会
之后，思成独自留在深圳读书。高敏和他像母子一样相处。思成考上大学，高敏还找到了爱心人士进行资助。
思成与高敏。来源：深圳市红十字会
如今，他已成为一名医生，高敏仍称他为“宝贝”。“除了高阿姨没人这么叫我了，你知道还有个人惦念着你，就不能辜负她。”思成也曾一度没有方向，是高敏的关心让他感到温暖，知道妈妈离开后还有人在记挂自己。
高敏叫思成“宝贝”。
每次协调完成，高敏都会给家属留下自己的电话，随时接住他们的悲伤。有次，一位家属梦到已故爱人，情绪失控打来电话，高敏安抚许久。事后家属又来电道歉，高敏说：“不用道歉，我懂。”
20年来，协调员早已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高敏生活的全部。
而这一切，始于一次偶然。
1997年，高敏来深圳帮妹妹带孩子，因经常献血成了深圳市红十字会的“老熟人”。2005年，她作为志愿者值班时，接到一位母亲的来电：女儿因车祸重伤，已无生还可能，但器官都是好的，想留下来救人。
经高敏协调，这位母亲完成了女儿的器官捐献。一个逝去的生命，最终让3位垂危的少年和4名眼疾患者重获新生。
那次经历让她意识到器官捐献的意义。2006年，高敏的志愿工作转向器官捐献协调，第二年她正式成为深圳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也是我国第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
从不“劝捐”的协调员
高敏从不“劝捐”。
成为协调员之前，高敏已是捐献志愿者。1999年，她听说了深圳大学一位老师捐献器官的故事，第一次知道人去世后器官还能救人，觉得“特别神奇”，便没有犹豫，做了器官捐献登记。
作为志愿者和协调员，高敏希望更多人加入志愿捐献的行列——当生命不能继续时，就以生命延续生命。
但她也深知，很多病人越到生命后期，求生欲越强。“他时刻想着怎么活下去，如果这时劝他死后捐献，这很忌讳。”
在高敏看来，协调员绝对不是“劝捐员”。“捐献者和家属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要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感情。”她说。
有时，高敏还要“反向劝说”。
高敏在进行器官捐献协调工作
不久前，她认识了十多年的朋友、退役老兵刘宝利身体状况不好，他担心自己“撑不过去”，便拨通了高敏的电话，希望提前签好器官捐献材料。作为朋友，高敏劝他不要胡思乱想，积极配合治疗。
一周后，刘宝利的情况好转。高敏与深圳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特意买了鲜花去看望。
“做这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敬畏生命、热爱生命。”高敏说。
正是这份尊重与共情，让高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们最信任的朋友。
这些年，高敏明显感到，随着观念转变，登记捐献的人多了起来。但根据目前的规定，要进行逝世后的器官捐献，家属同意是必要环节。那些没有家属的人，仍很难完成心愿。
不久前，一位退休教师找到高敏，想要登记捐献器官，却因没有亲属与指定见证人而没能成功。“为何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不了主？”高敏也深感无奈。
最近，她四处联系，希望能推动有关方面合力找到更好的办法。
今年，高敏60岁，依然每天背着十几斤重的背包四处奔走，永远那么“高能量”。“要是放下包，年轻小伙子也追不上我。”她开玩笑道，轻功就是这么练成的。
她知道，放下能够轻松。但于她而言，背上就是接住一份份大爱，传递一份份新生，“这比什么都重要”。
采写：南方+记者 刘汉能 卞德龙
脚本：南方+记者 刘汉能 张梓望 许舒智
拍摄：南方+记者 许舒智 张梓望
剪辑：南方+记者 龙达洋
设计：谭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