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将近90年，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实现历史转折过程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出身贫寒，投身辛亥革命
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甘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虎城10岁时，父亲杨怀福曾送他到本村私塾就读，终因贫困所迫，中途辍学，不得不在一家小饭铺当童工。1908年，杨怀福因参与反清活动，被清政府处以绞刑。当时杨虎城上有寡母，下有弱弟，还须偿还父亲生前的债务。面对种种痛苦，他逐渐滋长起对清朝政府昏庸腐败的仇恨和反清抗暴的思想。
因家境贫寒，父亲惨死后，为了安葬，杨虎城与乡邻成立了一个丧葬互助合作组织，名曰“孝义会”。后又以孝义会为基础，成立了“中秋会”。杨虎城时年约17岁，因其才能与威望被推为领袖。辛亥革命前夕，该会已发展至数百之众。1911年，继武昌起义之后，陕西爆发了反清革命，杨率“中秋会”部众参加了陕西反清的革命队伍。1913年，杨虎城退伍还乡。军队生活使他增长了见识，学会了一些组织方法。他凭借原“中秋会”组织的力量积极抗债抗税。1914年，杨虎城打死了蒲城东南乡的一方恶霸李桢。
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后，全国人民愤怒声讨。此时杨虎城响应讨袁运动，率部在陕西东部一带截击袁军，屡获胜利。1916年，杨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杨虎城任营长。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树起了护法大旗，就任大元帅，号召反对北洋军阀。以革命党人于右任、井勿幕为领导，建立了靖国军，与隶属北洋军阀段祺瑞系统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对抗。杨虎城率部参加了靖国军，被编为第三路第一支队，移驻于临潼栎阳镇。
1918年4月，陕西督军陈树藩企图围歼靖国军，倾其大部兵力，由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故市镇向西进攻，意图冲破临潼县的关山、相桥一线，直趋靖国军中心三原、高陵。杨虎城部队以不满千人，在关山东北的界方与陈树藩部一万余人鏖战六昼夜，虽伤亡过半，但终于遏制了陈树藩部的进攻。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段祺瑞垮台，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统治了整个华北及长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并对靖国军采取了分化、收编政策。靖国军大部分先后接受了改编，但杨虎城坚拒改编。在此期间，孙中山先生曾致信邓宝珊表示反对陕西靖国军各路接受直系改编。杨虎城坚定地把靖国军大旗扛到底，乃迎于右任到武功驻地，重建靖国军总司令部。于任命杨虎城为靖国军第三路司令。1922年，直系派出三万之众，进犯武功。杨部与之激战二十余日，终因敌众我寡，伤亡过重。于右任提出设法储备一部分革命力量，在西北保留革命种子，遂决定向陕北转进，保存实力，最后进入延安。而杨虎城则暂时离开部队。
在榆林，杨虎城结识了对他走上革命道路有着重要影响的两个人：杜斌丞、魏野畴。杜斌丞陕西米脂人，任陕西榆林中学校长多年，而该校教员和学生中，共产党员很多（如刘志丹、谢子长等人）。1930年杨回陕后，杜一直是他的重要幕僚之一。杜斌丞是民主人士，杨与中共的联系往往委托杜出面进行。魏野畴由杜斌丞介绍与杨虎城相识。在长时间交谈中，魏详尽地向杨讲解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基本矛盾。魏的精辟见解和渊博学识深深赢得杨的敬重，魏对杨虎城的思想转变有重要影响。
主政陕西，在部队内实行“国共合作”
1925年，杨虎城部编为国民军第三师，杨任师长。他聘任多位共产党员任政治教官，在部队内实行“国共合作”。
1926年冯玉祥到西安后，以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杨虎城乃于1927年2月回到西安，就任国民军联军第十军总司令职。此后，杨虎城开始隶属冯玉祥部，并于5月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对共产党员的大屠杀。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冯玉祥也开始“清党”，撤换了国民联军总部政治部长、共产党员刘伯坚，同时命令所属部队逮捕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杨虎城对此十分不满，拒绝执行。此后，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等共产党员亦先后来到杨部，使杨十分高兴。不久，直鲁联军进行秋末大反攻，国民联军受挫，第十军伤亡很大。杨率部到太和后立即休整部队，并着手人事上的调整，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要职。为加强革命力量，改造第十军，杨虎城筹办了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以南汉宸为校长，魏野畴为政治指导员，并由南、魏二人从部队基层干部中挑选了一批军官，又从地方招收了一批革命知识青年。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之时，杨收留了大批共产党员并公开委以重任。这一批共产党员随第十军到达皖北后，整顿了部队，建立了党的军事委员会，由魏野畴任书记，第十军中的党组织很快发展到二百多人。不久又建立了中共皖北特委，归河南省委领导。
1927年冬，中共河南省委先后派人到太和等地，向特委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指示精神，决定在皖北适时举行暴动。魏野畴、南汉宸等特委负责人就此问题与杨虎城多次谈心、磋商，但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杨虎城申请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杨与魏野畴等人结识后，对共产党人救国救民的主张和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十分钦佩，在国民党全面走向反动之后，他已对国民党失去信心，认为中国革命只能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希望。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他不仅表达了与共产党合作到底的信念，到达皖北后，还进一步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杨还几度向南汉宸提出将第十军逐渐改编为工农红军，用共产党员彻底改造部队。特委的几位负责人对杨的思想飞跃感到十分兴奋，并向上级党组织做了汇报。“八七会议”后，党内迅速摆脱右倾妥协，但随即在共产国际“不断革命”论的影响下，于1927年11月形成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并在部分条件不成熟的地区仓促暴动，排斥中间力量，导致不必要的损失。到1928年夏中共“六大”正式纠偏，盲动主义才基本得到遏制。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杨虎城的入党要求也就得不到党的上级组织的批准。中共河南省委指示，目前不能同意杨的入党要求，但仍要动员他率部暴动。特委据此与杨多次磋商，使杨感到无法接受，乃陷入僵局。
特委发动皖北起义的计划已势在必行，杨虎城既不愿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参与起义，也认为起义时机并未成熟。此时他若留在军中，必将对起义产生不利影响。特委与杨虎城本人均不愿看到出现如此局面。为摆脱这种尴尬，杨向特委表示自己可以离开，即“可以丢开部队，而不愿使自己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归于破裂。”1928年4月9日，中共皖北特委在阜阳发动武装起义。除当地农民赤卫队外，杨虎城部第十军教导队和高桂滋部第十九军教导团部分官兵（约1200人）参与了行动，建立了安徽第一个公开的工农苏维埃政权。因暴雨导致装备失效及援军未至，暴动部队遭民团围攻，4月11日政权解体。特委书记魏野畴突围至临泉老集后被捕，于4月10日凌晨英勇就义。4月中旬，杨接到起义失败和魏野畴遇难的消息，悲痛万分，泪如雨下。
希望的破灭及挚友的生离死别，使杨虎城深受刺激，精神十分苦闷。首先是第十军的内部矛盾，军内部分保守势力表达了对杨的不满。再者，一批陕军将领正酝酿反对冯玉祥在西北的统治，期望杨参与其中，而杨无意参与反冯，又不愿自外于陕西军人，于是决心摆脱一切纠葛，接受朋友的建议，前往日本暂住并疗养。1928年4月底，杨虎城启程赴日，到达东京。杨在日看到了垄断资本的日益扩张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看到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启动战争机器，企图对外扩张。他清楚地认识到，日帝对外侵略势不可免，而其侵略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从而认识到在部队中坚持抗日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他在日本居住期间收获很大。
杨出国后第十军处境异常艰辛，因疏于管理，问题丛生，给养接济困难，且出现军官内部争权事件。这支部队完全是靠杨虎城个人声誉支撑的，为求得部队生存，士兵们都希望杨虎城回来领导他们。1928年秋，蒋冯矛盾日趋尖锐，杨虎城部便成为蒋冯双方力图拉拢争取的对象。1928年11月杨虎城归国，接掌第二集团军第十军。1929年初该部改番号为暂编第二十一师，在胶东剿灭张宗昌残部及刘桂堂匪帮，使地区重现安定。1929年4月，蒋冯关系濒于破裂，冯下令暂编第二十一师随孙良诚向河南转移，但杨并未听命。此时，何应钦打来电报：“胶东匪氛未靖，地方治安可虑，该部应即驻防原地，维持秩序，所有部队经费、番号等问题，中央当负责解决，诸希来京面谈。”对此，杨虎城揣度局势，便到南京见何应钦，然后见蒋介石，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这支军队从此脱离了冯玉祥而附随到蒋介石的序列。在1929年至1930年的一年多时间里，参加了频繁的军阀混战。
杨虎城显示出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立下了“汗马功劳”，其部队因战功卓著先后扩编为第七军及第十七路军，杨先后担任军长和总指挥等职。1930年，南汉宸来到杨虎城的总部，这对杨此后的政治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出兵支持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一方顿时失败。杨虎城依蒋介石密令西进，于9月27日攻占陕州，蒋介石来电嘱杨准备组建陕西省政府。随后，南京政府正式发布了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任命。这标志着杨虎城从为蒋效力开始进入与蒋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阶段，南汉宸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杨高度信任南，任命他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杨虎城清醒地认识到，蒋把陕西地方政权暂时交给自己，是因为蒋的嫡系中目前尚无适当人选，而且地方情况复杂，非利用自己不可，但蒋介石对他是不放心的。他离冯附蒋主要是为在军阀混战的局势中求得部队的生存和发展，在政治上对蒋不抱任何幻想，今后将是如何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了。他将与中共合作视为应对蒋介石压力、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战略。
杨虎城及十七路军进入陕西后，杨与蒋的矛盾随即表露，从1930年底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杨、蒋之间对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广泛表现于军事、政治、文化教育诸多方面。在杨与蒋的矛盾斗争中，另一个中心问题是对待共产党的态度问题。杨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任命后，南汉宸在其支持下实际掌握了相当大的行政权力，并推行了多项改革。南进入西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杨虎城的决定，宣布释放一切“政治犯”。这深为蒋介石所不满。在干部政策上，他亦采取积极方针，起用青年干部接替老干部，并在新建部队中任用进步青年，包括共产党员。杨对陕北红军的重要负责人，也采取了保护态度。1931年，刘志丹在陕西旬邑职田镇被苏雨生警备骑兵旅诱捕，囚于邠县。经中共陕西省委通过杜斌丞、南汉宸等营救，苏部将其释放。稍后，谢子长到西安时，亦由杜斌丞帮助解决部分枪械弹药。1933年，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地区，迫近汉中孙蔚如部防区，蒋介石命令川军、中央军、十七路军三方包围红四方面军，孙蔚如向杨虎城请示方针，杨认为孙部如与红军打起来双方都会受损，正中蒋介石下怀。因此最好是相互取得默契，根本不打。据此，杨授意杜斌丞委托在十七路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前往川北，沟通了与红军的联系。红四方面军也派代表到汉中与孙蔚如商谈，于同年夏商订了互不侵犯和共同反蒋的口头协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方没有发生冲突。陕西民众吃够了外来军阀势力的苦头，希望有一个本地人出来治理陕西，以解民困。杨虎城返陕执政正好适应了人们的这一心愿。
1935年3月，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陕，与杨虎城部形成微妙制衡。蒋介石通过军统特务挑拨两军关系，并采取"借刀杀人"策略。在1935年9月至11月的系列战役中，东北军损失第109师（牛元峰部）、第110师主力（何立中部）及107师619团，这一惨败直接推动张学良转向联共抗日路线。到1936年三四月间，东北军的“剿共”就变成“明剿暗不剿”，最后成为“明剿暗通”的局面。
为了争取与杨虎城合作抗日，1935年12月，毛泽东致函杨虎城，派汪锋持信赴西安。经南汉宸、王世英等往返查证，杨虎城与汪锋达成口头四项协议：互不侵犯、互派代表、设交通站、开展抗日教育。该口头共识为 1936 年9月张文彬来西安补签正式协定、中共派驻常驻代表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杨虎城与中共中央的直接合作进入新阶段。
东北军到西安后，杨虎城力求用多种办法与张学良接近。经过多条线索的沟通，张、杨间的桥梁已经架起，基本消除了一度存在的对立情绪，特别是双方的进步力量，已结成团结融洽的合作共事关系。这一时期，杨虎城、张学良均与中共建立了合作关系，初步形成了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西北大联合局面。
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1936年秋冬之际，蒋介石以分化收买手段解决了“两广事变”。他将大军北调，全力策划和准备新的“剿共”战争。12月4日，蒋介石来到西安，连日分批个别召见张、杨及两部的军长、师长，分化利诱。
此前，张学良已于11月底上书蒋介石请缨援绥抗日，遭蒋拒绝。蒋到西安后，张、杨二人曾多次婉转劝告蒋，望蒋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均遭蒋的训斥，蒋甚至提出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进行威胁。12月10日，张、杨分别最后一次对蒋进行劝告，而蒋口气十分强硬。张、杨再次交换意见，认为苦谏已无济于事。在张、杨对蒋不下手，蒋就要对他们下手的紧迫形势下，张、杨遂破釜沉舟，毅然决定发动“西安事变”，并于12月12日清晨，在华清池捉住了蒋介石。
12月12日上午10时，西安各报刊出“号外”，扣蒋消息传遍全市，人们兴高采烈地欢呼、游行，热情激荡。张学良、杨虎城与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际上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日本极力拉拢以何应饮为首的亲日派，英美不愿看到亲日派执掌南京大权，故积极支持营救蒋介石的活动，并派出与张学良及蒋介石都有密切关系的澳大利亚籍英国人端纳前往西安以沟通南京与西安的联系。宋家姊妹兄弟12日晚在上海开会，认为事变只能用政治方式解决，为了维护四大族家族利益，必须先把蒋介石救出来。
12月12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13日、19日两次政治局会议，最终确定和平解决方针；15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启程，17 日抵西安，向张、杨转达“联蒋抗日”的新方针。南京方面内部几经折冲，20日宋子文首赴西安，22日再偕宋美龄等重启谈判，最终促成释蒋。经过23—24日谈判，蒋介石口头承诺停止内战、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原则，虽未签字，但张、杨及中共同意“先放人、后兑现”。12月25日蒋获释离陕，其后半年间，上述承诺才逐步兑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最终形成，中国由此进入全面抗战新阶段。
杨被蒋囚禁多年后惨遭杀害
蒋介石离开西安后，想尽办法掩天下人耳目及挽救自身的“尊严”。12月27日的报纸上蒋命人炮制了一篇所谓《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同时策划了扣留张学良的阴谋，很快组织了“高等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然后又提出所谓呈请特赦张学良的呈文。1937年1月5日，行政院会议决议，对杨虎城撤职留任，由何应钦副署。为了向全国人民说明事实真相，争取张学良回陕，同日，杨虎城领衔向全国发出通电，明确指出蒋介石在西安曾对张、杨有所许诺，接受了八项救国主张。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电报内容经多种渠道传入南京，引起国民党高层震动。会议期间，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 14 人正式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杨虎城、于学忠也联名提案，重申西安事变八项主张，呼吁履行蒋介石在西安所作抗日诺言。这些努力共同促成了国民党在政策上由内战转向联共抗日的重要转折。
1937年3月中，蒋提出杨继续任职多有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后再回国任职。杨当面只好答应。5月27日上午，杨离开西安前往上海，准备出国。出国前，他就部队的前途作指示，强调“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并表示在危机时会倒向共产党。这些指示对于十七路军部队奋勇抗日，并最终投向革命的一方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偕同其夫人谢葆真、次子拯中及随员二人翻译一人，离沪前往美国。南京政府对杨在美的一举一动均密切监视。8月4日，杨离美赴英。杨在伦敦经过一天参观后，到达巴黎，出席“世界青年保卫和平大会”，并做了长时间演讲。巴黎是当时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活动的中心，杨虎城在巴黎的宣传产生了很大影响。8月18日，杨从巴黎启程赴柏林，此后又先后参观了几个欧洲国家。9月底，杨一行横渡英伦海峡来到伦敦，10月中旬再返巴黎。此时他已收到蒋介石、何应钦等对其发表“左倾言论”不满的消息，又收到宋子文劝其“自动返国，共赴国难”的密码电报。原十七路军在欧人士分析形势，从杨虎城安全出发，认为他还需观察形势发展，目前不宜立即回国。杨虎城本人决意马上启程。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以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后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实际上，他去西班牙之前，已将在美国的谢葆真一行接到欧洲，并订购了回国的船票。10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次子及随员等，从法国马赛启程东行。经新加坡、西贡，于11月26日抵达香港。而他身边的几名特务一直紧跟着，此后几乎寸步不离。杨到香港后，即接蒋介石来电，要他到南昌相见。同时又收到戴笠的电报，约他先至长沙一同赴赣。11月30日上午，杨乘飞机往长沙，在戴笠陪同下再到南昌，而蒋根本不在南昌。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杨虎城离港后夫人谢葆真等于12月2日回陕。不久，杨被蒋囚禁的消息传来，十七路军上下悲愤莫名。谢为安慰杨的情绪，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仍要求前往陪同。1938年1月，谢带着幼子杨拯中由西安飞往武汉，再转江西。杨虎城被囚期间备受折磨，其间蒋曾多次派人前往劝降，劝他“悔过”并揭发中共对他的“欺骗”，均被杨义正词严拒绝。1943年杨的老母亲在忧愤中去世，于右任等人曾请求蒋放杨奔丧，遭蒋拒绝。在此期间，中共为营救杨虎城做了积极的努力。194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1949年初，李宗仁政府在国共和谈中提出释放政治犯，中共秘密推动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因蒋介石幕后操控特务系统阻挠，营救始终未果。1949年8月蒋亲临重庆后，基于安全疑虑及消除"隐患"考量，于9月6日下令杀害杨虎城。1949年9月6日晚，杨虎城及其身边随从、家属等多人被秘密杀害，杨终年五十六岁。处决杨虎城等人的地点是“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的“戴公祠”（戴笠生前的别墅）。为免引起惊动，特务们一律以匕首行刺。杨虎城和杨拯中的尸体被特务埋入花园的一座花台里。宋绮云夫妇和两个小孩的尸体被埋在附近。此前（约1947年），杨虎城夫人谢葆真遭特务百般刺激、折磨，因不堪虐待，致精神失常而死。
今年是“西安事变”89周年，也是杨将军殉难76周年，烈士精神不死，将永远激励后人！
（作者：王家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