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未来五年，我国如何蹄疾步稳推进改革攻坚？如何利用好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多种有利因素？广州日报《理论周刊》特邀三位专家学者展开解读。
抓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谢鲁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按照党的二十大的战略部署，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现在开始，我们距此目标的完成还有十年的时间，即两个五年规划的时间。因此，“十五五”时期承前启后、极为关键。
紧紧抓住战略机遇，实现基于先发优势的创新发展。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20年到2035年，这15年的时间，就是我国努力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的过程，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升级的过程。在这15年中，如果说“十四五”时期的根本任务是打好开局，“十五五”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不仅仅是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变化，更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依托后发优势发展。而与之形成本质区别的是发达国家，尤其是要走在世界前列的发达国家，必须主要依托先发优势发展。因此，推进发展动能从依托后发优势为主向依托先发优势为主的转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要义所在。
形成先发优势，关键是抓住全局性、全球性、划时代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当今，世界正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爆发期，正是构筑先发优势的历史机遇。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必须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与世界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紧紧结合起来，实现基于先发优势的创新发展。
强优势、补短板，全面推进强国建设。首先，要有抓好用好历史机遇、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充分自信。在客观上，正如全会所指出的：“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在思想认识上，经过实践探索，我们逐渐形成了对现代化建设、统筹全局、应对挑战的规律性认识。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提出“一个最大共识、五个必须统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党中央及时研判形势、作出决策部署，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而要全面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大而不强”问题，就要推动和完成强国建设任务。同时，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通过这一系列的体系化建设，确保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和实现。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张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12项重点任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成为我国未来五年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拓展发展空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开放发展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当前，全球化已经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而发生转变。我们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全球化逆流作斗争，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引领世界发展潮流。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当前，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面临重大调整。总体来说，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还不够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此促进新发展格局尽快形成。全会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深刻指明了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基础和前提，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逐步跃升，逐渐从规则适应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加大我国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塑中的话语权和领导力。同时，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加快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当前，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实现内部可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巩固供应链产业链稳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外部环境，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筑牢国家安全根基
王颖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正步入新阶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其核心在于通过战略功能的深度融合，构建更具韧性和安全性的国民经济空间结构。这标志着我国区域发展正从效率优先的增长逻辑，转向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新范式。
传统区域政策主要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以经济增长与区域均衡为首要目标。然而，在大国博弈加剧、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国家经济安全面临挑战。这一转变要求对区域战略的功能定位作出根本性调整。区域重大战略要把重点区域升级为确保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功能载体，在关键技术、高端装备等领域提升自主可控能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着力打造国家发展的战略纵深，通过促进产业有序转移和要素顺畅流动，增强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性、扩大回旋空间。主体功能区战略则要坚守发展的空间底线，切实保障粮食、生态、能源等基础性安全。
作为多重国家战略的交汇区，粤港澳大湾区在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中肩负特殊使命。从创新引领看，大湾区紧扣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定位，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同时，需要力争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未来能源等关乎国家长远安全的领域取得突破。这不仅关乎区域自身发展，更关系到国家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地位。从内外联动看，大湾区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着力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一则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的战略协作，形成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二则通过制度型开放，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资源，提升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从内部协同看，可借鉴主体功能区理念，构建“核心研发—高端制造—应用转化—配套支撑”的功能梯度。推动大湾区核心引擎聚焦源头创新，带动形成各展所长、紧密协同的区域创新共同体。
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需要打造与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制度环境。首要任务是完善地方绩效考核体系，根据区域功能定位实施差异化评价。对创新策源区域，突出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链主导能力；对产业承载区域，关注其承接产业转移和稳定就业的贡献；对生态保障区域，则要强化落实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的约束性指标。同时，要建立健全跨区域利益平衡机制。通过探索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产业转移企业税收分享等制度创新，让承担不同功能的区域都能共享发展成果。这种基于功能分工的区域治理新模式，将有效促进各地在全局中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形成安全共建、发展共享的区域共同体。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借助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系统优化国家经济空间布局，不仅关乎发展质量，更关乎国家安全屏障。这需要我们不断深化实践，以区域协调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应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