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是政策温暖能否抵达的关键环节。在大城市，传统的社区服务供给面临挑战：资源条块分割易导致“有需求无供给”，空间布局零散易造成“有设施无服务”，数据孤岛林立易引发“有数据无智慧”。破局的关键在于运用公共服务供给链与场景治理理论，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有机的“化学融合”跃迁，实现从“碎片供给”到“集成服务”的重构。
重塑治理理念。传统社区服务供给受制于科层制的行政逻辑，各部门依职能分工形成垂直的“条条”与水平的“块块”，导致服务资源在时空上呈现原子化分布。在这种模式下，生活需求被行政边界切割，居民不得不穿梭于不同部门之间，承受高昂的交易成本。
引入场景治理理论，意味着需要确立以居民日常生活为核心的“生活逻辑”。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居民的需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买菜—托育—就医—休闲”等连续的场景链条中。因此，供给体系的重构不是简单的设施叠加，而是基于场景的要素重组。它要求打破行政壁垒，将分散的养老、医疗、商业等资源，按照居民生活动线进行“场景化封装”，构建一个全时段、全龄段的服务生态系统。
更进一步，从公共服务供给链的视角来看，社区服务的流程应始自了解社区群众诉求，经组织协调资源，实现上门服务，然后接受反馈评价，最后进行服务优化。广州的探索实践，就是通过机制创新打通关键节点的“肠梗阻”，将过去由政府单向输出的“端菜式”服务，逐步转变为群众“下单点菜”、政府“按需做菜”、群众“评菜”的协同机制。这实质上是从“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的回归，是服务过程从“末端等待”向“前端驱动”的流程再造，是践行“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的真实写照。
“三维集成”的运行机理。当前，广州正以生动实践，勾勒出“集成服务”的鲜活图景。
从“闲置角落”到“邻里客厅”的空间集成。在越秀区六榕街道，废弃的自行车棚等设施并未被简单拆除，而是通过微改造化身为社区服务综合体，成为充满烟火气的“邻里客厅”。清晨，老人在“长者饭堂”享用热腾腾的早餐；午后，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在“四点半课堂”安心做作业；傍晚，年轻人在共享健身角挥洒汗水。更有意义的是，这里引入了“时间银行”机制，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可存储志愿时长，兑换养老服务或社区商品。空间集成不仅提高了利用率，更通过功能复合催生新的社会互动，让物理空间成为情感交流的容器。
从“单打独斗”到“跨界共生”的资源集成。在南沙，某试点社区引入连锁超市作为“主理人”，但这不仅仅是一家商店。超市承担了“社区管家”职能：其后台系统对接社区独居老人数据库，一旦老人两天未购物，系统自动预警，店员立即上门探访；超市货架开辟“社区助农专区”，直接销售周边农户的时令蔬菜；药店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处方流转，药品可由超市骑手“顺路”送达。通过“商业反哺公益、公益引流商业”的良性循环，激活沉睡的社会资源，构建起“政府兜底、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共生生态。
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数据集成。在黄埔区，“穗智管”城市运行中枢的触角正延伸至社区的每个角落，构筑起社区服务的“智慧中枢”。“智慧中枢”并非简单的数据汇集，而是能思考、会调度、有温度的“服务引擎”。其通过政务服务数据的跨部门动态融通，为每位居民绘制精准的“需求画像”。例如，“智慧中枢”检测到独居老人家中的水表读数异常，立即向网格员发出上门探访的行动指令。当基层治理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就会有速度、有精度、有温度。
“集成服务”的提升路径。面向未来，广州要从制度层面构建“集成服务”的长效机制。
第一，强化以生活场景为核心的顶层设计。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为城市集成服务建设的重要抓手，探索跨部门“社区服务联席会议”机制，统筹发改、民政、商务、卫健等部门资源，推行“多规合一”，避免功能重叠、重复建设。探索设立社区服务集成发展专项基金，引导资金重点支持功能复合集成的社区服务。
第二，激发多元共治的内生动力。大力推广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灵活模式，积极探索社区社会企业的培育路径，让服务社区成为一门可持续的好生意。通过税收优惠、租金减免、购买服务等政策工具，真正降低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的门槛。鼓励建立“社区合伙人”制度，让周边商户、社会组织、热心居民代表共同参与社区生活圈的规划、运营与监督，逐步形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治理共同体。
第三，深化数字赋能的智慧底座。依托“粤省事”“穗好办”等政务服务平台，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专属服务门户，让居民“一码通全圈”。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健全需求动态监测与服务精准匹配机制，让数据多运行、居民少跑路、服务更精准。同时，在推进线上服务的同时，保留并持续优化线下面对面的服务渠道，确保老年群体与特殊群体都能平等地享受集成服务带来的便利与温暖。
刘程雯（作者系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