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广州第一九九期
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中国人前往东南亚的记载。唐宋时期，中国海商遍布东南亚沿海地区。明中后期，海外贸易的兴盛带动更多华人前往东南亚。不过，形成规模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迁徙，则是近代以来的“下南洋”浪潮。清末以来，粤闽赣的客家人形成“丁满十六出南洋”的传统，成为这波浪潮中一支重要的华人群体。他们用汗水与智慧开发南洋之余，又积极回馈乡梓，留下众多佳话。
南洋变迁
宋代开海贸有四洋
清代南洋指东南亚
“中国神话中，有海龙王、河龙王、井龙王，没洋龙王，海与洋谁大？”“郑和下的是哪个西洋？”“为何南洋有谚语‘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福人占埠’？”2025年12月16日至17日，在梅州市嘉应学院客家文化研究院举办的学术讲座上，广东省海外名师特聘教授、嘉应学院客座教授、祖籍广东雷州的马来西亚学者王琛发提出一连串问题。
历史上，中国人下南洋主要到今东南亚一带。在中国的文献中，这一区域先后被称为“南海”“西南海”“东西洋”，至清代泛称“南洋”，一直沿用至20世纪中期。
名字变迁的背后是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历程。先秦至汉唐，中国人已有“九州四海”的天下观，《论语》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古人认为，“四海之内”为中国陆域所在，即九州；四海为古代中国的陆域近海。唐以前，中国人称浩瀚海洋为“海”，四海即东海、西海、南海、北海。
宋元时期开放海贸，允许和鼓励民众出海，海洋实践空前繁荣，促使中国人对海洋地理的认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远航中，根据毗邻的陆地、所处方位、水文状况等因素，中国人将对海上活动有直接影响的海域，划分成不同的“洋”。但那时的东洋、西洋、南洋、北洋具体所指跟今天有很大不同。
明清时，四洋的范畴渐渐清晰。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据郑和随行人员所著书籍以及明万历年间张燮著的《东西洋考》称“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可见，当时“下西洋”实际是到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以及东非海岸。
马六甲海峡中一艘仿郑和宝船的游船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华，引入“大西洋”一词，“西洋”的范畴从局限于亚洲扩展至欧洲、美洲。“西洋”指代欧美后，原来的“西洋”（今东南亚）则被“南洋”所代替。
到清前期，“南洋”的使用业已普遍。雍正年间的《海国闻见录》专辟《南洋记》，记述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等。在中国人视野中，“南洋”的地理范畴指今东南亚诸国。
近代大规模“下南洋”
持续时间近百年
与中国山水相近的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东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史籍中，秦汉时期，就有中国人前往东南亚的记载。唐宋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中国海商遍布东南亚。明初郑和的壮举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东南亚。15世纪初，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已出现华人聚居区。至鸦片战争前夕，华人在南洋的人数有150万之多。
不过，真正形成规模并影响至今的人口迁徙，则是近代以来被称为“下南洋”的两次浪潮。17世纪，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开辟商埠，开发种植园、矿山等产业，急需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闽粤地区，“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百姓素有向海外谋求生计的传统。晚清时期，清政府被迫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包括允许西方招募华工。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以劳工为主体的第一次“下南洋”浪潮。数十年间，约200万华工下南洋，主要在中南半岛的种植园和印尼等国的矿山中劳作。
到20世纪前期，除传统的种植业、采矿业外，南洋的铁路、航运、金融、制造等新产业获得空前发展，华人在南洋的产业也遍及众多领域，急需熟练劳工，于是中国出现了第二次“下南洋”浪潮。仅1922年—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南洋的华人就超过500万。
中国广东梅县松口镇的火船码头一带，当年很多客家人从这里“下南洋”。 宋志峰/摄
以广东著名的“华侨之乡”梅县松口镇为例，据《松口镇志》记载，至2015年，松口镇户籍人口6.73万人，而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达8万多人。这些华侨从松口码头通江达海，汇入“下南洋”的浪潮中。
“下南洋”到20世纪50年代基本停止，细细数来，“下南洋”自明代中叶开始，持续数百年，影响深远。
向海而生
丁满十六出南洋
客家迁徙文化的延续
在中国人向海而生的“下南洋”浪潮中，粤闽赣三省的客家人是其中一支重要的华人群体。著名学者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里指出，从西晋末期开始，客家人从中原渐次迁徙到南方，后又迁移海外，一共经历了五次大规模迁徙。“下南洋”正是客家人最后一次大规模迁徙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间，既有近代国内国际大环境因素的影响，又与客家人的迁徙基因息息相关。虽然不同个体下南洋的动机都是不同的，有的是生活所迫，有的是逃难，有的是追求梦想。但是下南洋在很大程度上是客家族群迁徙文化的延续与延伸，哪里有生存发展的空间，便向哪里迁徙。19世纪下半叶之后，粤闽赣掀起了出南洋的高潮，不少客家地区，家里男丁大多要到南洋谋生，就有了谚语“丁满十六出南洋”。
早年客家人下南洋乘坐的“红头船”
宋卓谋南洋客家第一人
明张琏起义失败迁南洋
早在南宋末年，客家人就开始迁徙南洋。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梅州征集义军抗元，梅县松口镇有卓谋等800余人参加义军。崖山兵败后，幸免于难的卓谋召集幸存者，沿着宋人熟悉的海丝之路，向南洋撤退。卓谋乘船漂流到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岛）定居，开垦荒地，创家立业（现有中国城遗址为证）。卓谋及伙伴成为有据可查的、最早迁徙海外的客家人，距今已有700多年。
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已见当地各处有华人聚落。
明末，潮州饶平的客籍人张琏与伙伴同样因战乱迁徙南洋。张琏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张琏率残部乘船南下抵达三佛齐岛（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并出任当地管理市舶官，当地华人均依附于他。
下南洋办“公司”
兰芳公司存世百年
2025年11月，记者来到马来西亚槟城的乔治古城，这里有成片广府、潮州、闽南、客家人建设的古民居、古宗祠、古庙宇，其中龙山堂邱公司十分出名。初听该名，记者误以为其是一家现代企业。走进去才发现，龙山堂邱公司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是福建漳州邱氏的宗祠。王琛发教授介绍，不仅闽南人，客家人也有很多公司，如兰芳公司、义兴公司、海山公司、和顺公司、惠州公司、增城公司等。
马来西亚龙山堂邱公司
其中，兰芳公司曾是南洋历史上最知名的公司。1772年，梅县人罗芳伯从广州经虎门漂洋过海来到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岛）。罗芳伯原是一位读书人，虽不曾考取功名，但通诸子百家，能作诗赋。罗芳伯将当地的华人组织合并到一起，在东万律创办“兰芳公司”。罗芳伯亲自为兰芳公司辖制范围设立了独立运行的行政分层体系、司法规则、税收与分配制度，势力不断壮大。兰芳公司对当地经济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1884年，兰芳公司属地被荷兰人收归管辖，不得再选举“大总制”，兰芳公司灭亡了，存世时间超过百年。
显然，这类被称为“Kongsi”的公司并非企业，而是早期华侨在南洋建立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那时，大规模迁徙到南洋的族群利益需要保护，在这种背景下，早期华侨在南洋建立起“公司”这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
南洋开埠
客家人开埠
为南洋开发作贡献
长期以来，客家人的传统是耕读传家，近代史上客家人向海外的大迁徙，重塑了客家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过番”和“下南洋”，让客家人冲破大山的阻隔，走向海洋，从此开眼看世界，更加开放、开拓，更有进取心。在近代海洋文化的影响下，客家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热情拥抱市场，成为弄潮儿。
客家人为南洋的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王琛发介绍，18世纪开始，加里曼丹岛和马来半岛等地就有客家人采矿，他们有组织、有纪律、有体制，在各自的开发区开山林、建码头、守海口、营海贸，这就是“客家人开埠”。
马六甲海峡夜景
1854年，年仅17岁的叶亚来开启南洋闯荡生涯。在马来西亚，他逐步崛起，担任过吉隆坡甲必丹（华人领袖），大力发展锡矿开采和城市建设，苦心经营24年，将一片矿区建设成繁荣市镇，被誉为“开辟吉隆坡的巨人”。由于对吉隆坡的发展建设贡献巨大，叶亚来又被称为吉隆坡开埠之父。
姚德胜是梅州八贤之一，也是客家人在南洋开矿的代表人物。他19岁时随水客前往马来西亚，起初在矿场做雇工，凭借远见卓识投资矿山、雇工开采，助力当地锡业发展。锡业兴起后，华侨聚居，工商业繁荣，姚德胜捐巨款创建霹雳嘉应会馆、中华总商会等侨团，还创办霹雳育才中小学，资助多所学校培养侨胞子女。
姚德胜率先捐建300间店铺助力怡保市新区开发。1904年，怡保遭大火，他又斥巨资重建街市，使其发展为现代化商埠。当地为表彰其功绩，将重建市场以及街道命名为姚德胜市场与姚德胜街，并为他立碑铸像。
群英涌现
张弼士缔造传奇
客家儿女通过“下南洋”参与当地的建设，也因此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精英人物。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奋斗中，既坚守客家文化根脉，又吸纳多元文明养分，在商业、教育、社会公益等领域成就卓著。张弼士便是其中翘楚。
马来西亚槟城有一幢中国传统四合院建筑。大宅的外观是中式风格，有潮州“四点金”格局；房屋的铁栏杆和地砖来自英国；靛蓝色的外墙，以当地兰花提炼的蓝色颜料涂饰而成，寓意水为财，因此得名“蓝屋”。大门口有“曲江衍派”4个大字，昭示着屋主张弼士与唐代岭南名相张九龄的渊源。
马来西亚槟城“蓝屋”
张弼士小时候家境清贫。1859年，18岁便只身至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谋生，先在一家米店当勤杂工，后在一家温姓老板的纸行帮工。张弼士工作认真勤恳，深得老板信任，升为账房，后又成为其女婿。张弼士经营有方，承办当地的烟酒、典当等行业。趁着当地放开垦植的时机，张弼士创办裕和垦植等多家公司。接着，他又开设银行，办理华侨储兑信贷和侨汇业务，经营中外药材，成为当时南洋华侨首富，被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1894年，张弼士接替黄遵宪任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后，自筹经费，维护华侨权益，组织中华总商会，团结广大侨胞，宣传热爱祖国和民族团结的观念。当时德国轮船公司规定华侨不能购买头等官舱票，让张弼士十分愤怒。他与张榕轩、张耀轩等共同创办两家远洋轮船公司。中国的第一批远洋海轮航行于南海上，并与德轮走同一条航线，同样不卖票给德国人，且华侨海轮的票价是德轮的一半。德轮最终取消了歧视华人的规定。
张弼士更以回国创办张裕酒业为开端，成为近代实业救国之先驱。清廷兴办实业之际，张弼士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任粤汉铁路帮办、广东佛山铁路总办等。如今，粤汉铁路、张裕葡萄酒、大埔县光禄第围屋、槟城的蓝屋等，不仅仅是他留下的物质财富，更饱含着他爱国爱乡的精神财富。
热心教育
中华文化在南洋传承绵延
梅州客家人素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张弼士、张榕轩、张耀轩、姚德胜、萧畹香等一大批梅州籍侨领，不仅热心家乡子弟的文化教育，同时也积极投身海外华文教育。
槟城中华学校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上最早开办的正规华文学校，也是唯一在海外获得清廷政府备案支持的华文学校，该校由梅州著名侨领张弼士在1904年捐资捐地创立。1893年，张弼士被任命为驻槟城首任副领事，到任后他有感于当地华人子弟入学无门，只能进入英校学习洋文，于是上奏朝廷开办新式学堂。1904年，张弼士联合梁碧如等梅州同乡正式筹备开设“中华两等小学校”，简称“中华学校”。同年，张弼士以“南洋学务大臣”身份再次上奏清廷报告办学进展，光绪皇帝亲书“声教南暨”匾额并附赠《古今图书集成》一套，“声教南暨”匾至今仍悬挂于中华学校礼堂内。槟城中华学校的建成，为近代以来东南亚各地华文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与带动作用。槟城中华学校现是槟城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之一。
马来西亚槟城的一家华文学校
张弼士的两位搭档张榕轩、张耀轩是两兄弟，来自梅县松口镇。张榕轩少时家贫辍学，只身闯南洋，最初投身张弼士门下，后自立门户，经营商业、垦殖业，开办银行等，成为华侨巨富。在苏门答腊岛棉兰，张榕轩和弟弟张耀轩，热心侨居地公益事业。他们在棉兰多次捐建校舍、医院、桥梁，更独资创建当地第一所新式华文学校——敦本学堂，开苏门答腊岛华校之先河。敦本学堂，意为注重根本，并于1908年春招生，一律免除学费。敦本学堂成为棉兰第一间华校，此后华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纪念其功绩，棉兰市有一条繁华马路命名为“张榕轩街”。
南方学院是马来西亚第一所由华人创办的民办大学，其成立与梅州籍华侨萧畹香的关系十分密切。萧畹香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倾尽全力在侨居地和家乡办校兴学。1986年，萧畹香与部分华侨领袖正式向马来西亚政府申请在新山创办“宽柔学院”，经3年努力，又将校名改为“南方学院”后，终于获得批准。人们为了纪念萧畹香的兴学情，把南方学院校园称为“畹香园”。
情系家园
开发南洋数百年，客家人在南洋落地生根。根据学者郑贞富的研究，印尼2000多万华人中客家人约800万：马来西亚有约170万客家人，其中吉隆坡有约70万：泰国客家人约有80万：新加坡约400万华人中客家人约30万。客家人在南洋事业有成后，又不忘反哺乡梓，报效家国。
华侨返乡
投资实业建设祖国
行走在广东梅州大地，国道沿线沃野阡陌相连，各具特色的围龙屋错落点缀。来到梅州市梅江区江北老城区，凌风东路至凌风西路一带分布着成片中西混合式骑楼建筑群，与近旁的梅州学宫融为一体，如一幅水墨画。
落成于1934年的联芳楼更是美轮美奂。此楼由印尼华侨丘氏兄弟兴建，取“五叶联芳华”之意命名，寓意“兴旺发达，世代联芳”。联芳楼最引人注目的是直通顶部的三座门楼，造型极其耀眼。门楼凸出墙面3.8米，底层是罗马塔斯干柱式的门厅。三座门楼的二层都是三个大小相同的巴洛克式阳台。嘉应学院林风眠美术学院讲师梁嘉介绍，联芳楼是客家地区迄今保存最为完整、具有较高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以中外文化交融为特色的一座客家民居建筑。
在南洋事业有成后，客家人纷纷回来建设家乡。20世纪初，张榕轩回国参与家乡的铁路建设。1904年4月，张榕轩、谢梦池等人正式创办潮汕铁路有限公司。几经周折，1906年10月，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条由华侨投资兴建的纯商办铁路——潮汕铁路干线终于全部竣工。潮汕铁路为窄轨单线，北起潮州西门，南迄汕头，全长39公里。1908年继筑至意溪，总长为42.1公里，实际投资额为302.58万元。
潮汕铁路的兴建，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创了民办铁路之先河。它的建成，对于改善潮汕交通运输条件、促进潮汕地区经济发展和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可惜它在1939年被日军炸毁。
20世纪20年代后期，松口侨贤陆续回家乡投资、办实业，先后兴建火船码头、坝头大街，捐建梅东桥，开办纺织厂、造船厂、发电厂、火柴厂等。
报效祖国
3000多南侨机工回国抗战
建设家乡之余，南洋华侨亦不忘报效祖国。
辛亥革命前后，南洋巨商张弼士、谢梦池、张榕轩等人捐出巨款，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
抗战爆发后，南洋华侨同仇敌忾，捐款捐物，数以万计的侨胞更不远万里回到祖国，或参加机工志愿队，或直接从军上战场杀敌。1939年，南洋华侨陈嘉庚发起组建海外支援抗战华人群体，成员包括3200余名来自东南亚多国的华侨青年司机和修理工。该团体以滇缅公路为运输主线，承担抗战期间国际援华物资运输任务。1939年至1942年，南侨机工运输了50多万吨抗战物资、1.5万余辆汽车以及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在滇缅公路上，超过三分之一的南侨机工牺牲或失踪。这些南侨机工中，已知的梅州籍华侨有124人。
在马来西亚槟城，建有一座纪念碑，以纪念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记者在槟城所见，该碑高达16.3米，碑上刻有“浩气长存”铭文，碑旁立有《滇缅公路》铜制雕塑及浮雕壁画，呈现抗战时期机工的运输场景。
这些心系家国的壮举迄今被铭记和传颂。
心系桑梓
田家炳捐建数百所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下南洋”便基本停止。
南洋的客家华侨华人心系桑梓，在教育、卫生、文体、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救灾领域继续支援家乡建设。如“领带大王”曾宪梓、东南亚“钢铁大王”何侨生等。
“中国百校之父”田家炳就是其中的一员。1937年，18岁的田家炳只身一人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广东梅州大埔县银滩村，先是前往越南开瓷土公司。后来，因为战乱，田家炳辗转印度尼西亚，投身天然橡胶、塑胶薄膜行业，跻身成为东南亚塑料行业翘楚。1958年，田家炳把企业转移回中国香港。改革开放后，田家炳成为国内人造革行业的领航人。
田家炳既是成功的商人，又是慈善家，几十年间，田家炳向教育事业的捐助项目遍布大江南北，扎根华夏大地。全国共有93所大学和师范学校、166所中学，41所小学，镌刻上田家炳的名字，他也因此荣获中国的“百校之父”。回首一生，田家炳始终坚守着客家勤、俭、诚、朴的精神。
马来西亚吉隆坡双子塔远景。客家人叶亚来被誉为“开辟吉隆坡的巨人”。
海洋客家
“客商”归来不是“客”
为铭记客家人下南洋的历史，中外学者行动了起来，双向奔赴。
2022年，由嘉应学院客家文化研究院肖文评、冷剑波主编的《海洋客家与梅州华侨华人研究》一书出版。肖文评介绍说，与粤赣闽原乡“无客不住山”不同，王琛发认为客家人在南洋开矿、开埠、建城、办实业，融入市场经济，是“海洋客家”。中国的学者走进南洋，依据田野调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等各地港口的华人庙宇、会馆、宗祠等碑铭和其他历史文献记载，为王琛发教授新提出“海洋客家”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佐证。“海洋客家”是王琛发多年来研究海外客家华侨华人史的总结，颇具创意和新意。
今日，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紧密。早年，客商回乡参加客商大会，揣着的是乡愁；如今再来，他们带来的是项目计划书和真金白银。
2025年11月24日，以“聚全球客商助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七届世界客商大会在梅州开幕。从第一届大会的“叙乡情、忆往昔”，到如今的“谈项目、谋发展”，众多南洋客商“不远千里来相会”。印尼客属联谊总会执行主席陈志明说，愿聚侨商力量“引进来”“走出去”，鼓励并引导更多东南亚侨商来中国投资；扩宽合作，将中国先进技术、优质产品、广阔市场深入对接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续写千年客家的故事。
出品/许芳、柳剑能
策划/林朝晖、高志斌、周娴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刘幸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刘幸、骆昌威（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