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是顺应产业演进规律、实现产业高级化的必由之路。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应以“工商并举”实现新突破，以“两业融合”打开新天地。2月25日，广州市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会议围绕“工商并举，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进行谋划布局，全力促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聚焦广州“新春第一会”，广州日报《理论周刊》邀请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以飨读者。
顾乃华 暨南大学副校长、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两业协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
顾乃华 暨南大学副校长、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关键转型期。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催化剂”“黏合剂”，已成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是制造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突破口。
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广州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融合程度持续深化。广州已形成6个产值超千亿元的先进制造业集群、10个增加值超千亿元的服务行业。2025年，广州规上服务业营收突破2万亿元，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的比重达59%，较“十三五”末提升5.9个百分点。数字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业展现强劲活力，为两业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同时，先进制造业加速扩容提质，广州城市核心功能首次被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
作为省会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不仅要以“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的标高追求推动两业协同，更要以优质高效的服务业、世界一流的先进制造业支撑经济大省挑大梁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目前，广州与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密切相关的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高端服务领域从业人员占比仍较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尚不能满足自身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传统制造业产业集群借助生产性服务业提升数智化、绿色化水平的空间仍较大。广大制造业企业亟待通过向研发创新和品牌渠道两端延伸，提高在全球分工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主导力和控制力。
路径与方法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搭建好成果转化桥梁，以应用场景为牵引，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中试熟化平台和工程验证中心，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技术成果工程化突破和产业化应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以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分中心建设为牵引，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的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申报制造业创新中心等研发创新平台，创新“风险投资+知识产权+合同制研发服务机构”的商业模式，更好地服务“1221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厚植家电、食品、纺织服装、皮具箱包等传统产业品牌优势，开拓品牌供应链和价值链，打造一批强大的传统产业集群。加快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聚焦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智能化生产、服务化延伸，引导制造业向产业链两端高附加值生产服务拓展延伸，推动科技创新服务、金融服务、高端商务咨询、会展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系统集成解决方案以及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服务业向高端化、专业化升级。鼓励有实力的制造业企业积极开展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企业价值增值由单一加工制造环节向需求分析、加工制造、运输销售、融资租赁等产品生命周期延伸。同时，利用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机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研发设计等技术引领型服务业新兴动能，提升现代服务业内生增长动力。持续引进一批高能级专业服务机构，推动金融、专业服务等行业发展壮大，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服务机构和品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服务经济中心城市。
助力产业相互赋能。抢抓广州都市圈发展机遇，以两业协同为突破口，培育形成一批产业关联性强、空间协同性好的产业集聚区，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价值链功能环节的优化匹配。围绕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商贸物流、科技金融等领域打造区域性、全国性服务平台和服务中心，依托各类园区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式发展，为制造业赋能增效。深度参与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建设，协同建设广佛惠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集群、广深佛莞智能装备集群、广深佛惠莞中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群、深广高端医疗器械集群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协同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制造业集群，以制造业集聚发展牵引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深入研究并完善两业协同发展的政策体系，通过财政、土地、人才等政策引导研发设计、技术咨询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合作，推动企业向服务价值链环节延伸。以优势产业和载体平台为切入点，重点发挥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时尚消费品、高端装备、互联网软件等千亿级优势产业的带动作用，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合作，打造产业联盟共同体，促进研发、设计、物流等服务模块与制造业生产系统高效衔接。鼓励先进制造业企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联合构建供应链协同平台，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物流、金融等服务业之间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做优共享制造平台，支持制造业企业开放人才、仓储、物流等数据要素，建设共享制造工厂。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第三批特别委托项目（项目编号：GD25WTCXGC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陶锋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工商并举：促进产业相互嵌入、跨界融合
陶锋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融合、衍生转化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州亟须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力促产业体系整体跃升，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工商并举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历次科技革命均以通用技术突破为标志，通用技术具备强渗透性、广覆盖性，能够深度渗透国民经济各领域，推动产业边界消融、跨界融合发展。广州工商业基础厚实、产业门类齐全，为两业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加之广州自古便是商品、人才、技术、信息交汇交易的关键节点，交叉、流通、融合是广州经济发展的基因。可以说，工商并举是广州发展以产业融合为特征的枢纽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工商并举是“广州制造”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必由之路。从价值链“微笑曲线”来看，制造业的高附加值环节均为服务环节，诸如研发创新、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渠道、品牌建设等。唯有以服务赋能制造、以制造承载服务，方能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实现从“制造大市”向“制造强市”的跨越。
工商并举是广州发挥综合服务功能的优势所在。广州作为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是交易成本的洼地，其核心功能之一在于现代服务业的辐射能力。“千年商都”底蕴深厚，服务业体量庞大、优势突出，为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提供了肥沃土壤，也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全链条服务支撑。
工商并举是广州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广东是制造业大省，制造业转型升级释放出海量的生产性服务需求。广州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高、辐射力强，具备服务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条件。推动工商并举、两业融合，势必更好地激发自身发展动能，高效支撑珠三角产业升级、带动粤东西北协调发展。
因地制宜推动工商并举、两业融合。
一是以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赋能服务型制造模式创新，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为服务型制造模式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广州传统产业体量大、比重高，亟须通过服务型制造破解增长瓶颈。下一步，应重点聚焦汽车这一“广州制造”的首位产业，依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发展智能研发、柔性生产、车联网服务、自动驾驶、智慧售后等服务型制造模式，助力传统燃油车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型。瞄准纺织服装、美妆皮具等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堵点难点，以智能研发、智能设计、柔性供应链、智慧营销、个性化定制等为抓手，推进时尚创意产业焕新升级，以数智服务全面激发发展新动能。
二是以高水平科技服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促进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新兴技术要实现产业化落地，必须突破“死亡谷”，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从产业发展方向看，要重点布局具身智能和生命健康两大领域。立足大湾区机电一体化、人工智能技术叠加的优势与制造业供应链完备的条件，大力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发展，重点聚焦人形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等领域。要充分发挥广州临床医疗资源富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雄厚等优势，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积极发展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围绕具身智能和生命健康领域加快布局共性技术服务、中试验证、工业设计、检验检测、质量认证等科技服务业平台，以高端服务平台招引初创项目，支撑科技成果转化与规模化量产。
三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高端化发展，为企业技术创新、生产经营、品牌建设等提供全链条服务支撑。要利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赋能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科技服务、生产性金融服务、商务服务、软件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环保服务等重点领域迈向智能化高端化。充分发挥广州软件和信息服务优势，坚持以软件定义硬件、以智能赋能硬件，加快推动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发展，培育面向重点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场景的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加快共享制造、个性化定制、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供应链管理、远程运维、产品服务集成等典型模式升级，探索模型驱动研发等服务型制造新模式。
四是以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多样化发展。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活服务业，既是吸引高端创新人才的强磁场，也是激发城市消费活力的大引擎。广州要立足国际商贸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定位，依托超大城市消费市场优势，以数智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赋能生活服务业升级。做大做强文旅融合、数字文创、沉浸式体验、智慧文旅、会展消费、时尚消费、健康养老、家政服务、品质商业等业态。
五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与产业创新生态。科技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着工商并举、两业融合的成效。只有健全适应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才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要大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国企主动布局两业融合，发挥在产业协同、平台搭建、资源整合中的引领作用。支持民营龙头企业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构建“硬件+软件+服务”的产业发展模式。完善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配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高效协同的两业融合产业生态。
林柳琳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新质生产力之“质”，取决于人才质量
林柳琳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在这场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赛跑中，我们不仅要看到芯片、算法、生物医药等“硬核科技”的硬碰硬，更需洞察这些技术高峰的背后是“人”的竞争，是人才厚度与创新高度的较量。投资于物，解决的是科技创新“有没有家底”的问题；投资于人，解决的是“能不能打赢”的问题。广州要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走出一条以贸促工、以工兴贸、工商并举的实业振兴之路。锻造硬核科技实力，其最重要的基石与发力点，依然在于“人”。
深刻把握“第一资源”的辩证逻辑，以人才赋能两业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的“新”，源于科技创新的突破；新质生产力的“质”，取决于掌控这些技术的人才质量。这就构成了一组深刻的辩证关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三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而“人”在其中处于核心的主体地位。回顾世界科技发展史，任何一次颠覆性的技术革命，无不始于基础研究的“冷板凳”，成于科学家精神的“热血涌动”。坚持投资于人，绝非简单的财政支出或成本核算，而是一场有着高回报率和深远影响的战略投资。当前，广州面临着制造业立市与科技自立自强的双重使命。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就不能仅仅盯着技术指标本身，而应将目光投向技术背后的活的因素。只有将“投资于人”上升到更高的维度，才能让硬核科技的种子在南粤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以“全周期”视野，构建支撑工商并举的复合型战略人才梯队。投资于人，重在精准，关键在体系建设。它不同于单一资金投入，必须尊重人才成长规律，构建覆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的全周期支持链条。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是科技创新的“领航者”，他们能准确判断科技发展大势。这类人才培养周期长，应以信任为基，赋予其更大的科研自主权。广州推行“揭榜挂帅”和科研经费包干，正是把时间还给科学家的有益探索。青年人才是创新的源头活水，投资青年就是投资未来，需要既有普惠又有倾斜的扶持政策，呵护其创新初心。广州迫切需要培养和引进一大批高精尖的复合型人才。在智能网联、超高清视频、生物医药等千亿级产业链中，更应打破学历与身份壁垒，强化产教融合，让车间与实验室共同成为创新的主战场。
向改革要动力，破除束缚产业协同与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藩篱。如果说资金投入是投资于人的“显绩”，那么体制机制改革则是更为深层的“潜绩”。当前，制约硬核科技实力提升的障碍，往往不在于资源总量的匮乏，而在于资源配置的低效，在于旧的评价体系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错位。破除“四唯”顽疾，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是当务之急。我们需要大力推行“谁用人、谁评价”的改革，赋予广州实验室、高新技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用人主体更大的评价自主权。试想，当一名致力于解决芯片封装工艺的工程师，不再因为缺少SCI论文而评不上职称时，他对技术攻关的积极性将得到怎样的提升？这正是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
涵养“热带雨林”式生态，确立两业协同与投资于人的长效机制。硬核科技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极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这就决定了投资于人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搞“一锤子买卖”，而必须保持战略定力，致力于涵养一种包容开放、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热带雨林”式生态。创新文化是土壤，托举敢于异想天开的灵魂；科技金融是雨露，面向不同成长阶段的科创企业实施精准滴灌。尤其是硬核科技研发，周期更长、投入更大（且早期现金流往往偏弱），需要政府引导基金撬动耐心资本，以“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方式，陪伴创新者穿越那段最艰难的“死亡谷”。
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还包含着对科学家精神的大力弘扬。要让“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成为城市的精神坐标，让科研工作者成为全社会最受尊崇的职业。当一座城市能够让科学家感到舒心、让创业者感到暖心、让青年人感到安心时，硬核科技实力的爆发必会水到渠成。
王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院院长、教授
以开放合作塑造“两业”新优势
王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院院长、教授
两业融合伴随产业跃升向新，需要以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共塑新动能新优势。广州亟待以扩大开放引领两业协同发展，统筹推进高质量引进来与高效能走出去，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网络，加快集聚全球制造资源、服务资源，不断擦亮“广州制造”“广州服务”双品牌。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就要求“引进来”不再单纯地追求引进外资数量，而应更注重引进高质量外资，引导外资流向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同时，也不再单纯地追求资本进入，而更注重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等高端要素流入。在资本“走出去”方面，以高效能为导向，不断提升对外投资的质量与效率，构建以新质生产力为支撑的投资国际化新模式。通过资本与产业“走出去”带动技术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
统筹推进高质量引进来与高效能走出去，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统筹双向投资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引导高质量外资补齐国内循环链条的创新短板，增强我国对全球要素的调度能力。通过高效能对外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增强双循环韧性。其次，统筹双向投资更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我国产业链迈向中高端。通过引入全球领先技术经验，驱动本土产业在高端制造领域实现迭代升级；通过跨国并购与海外研发布局等多种方式，提升企业全球化经营与跨国整合能力。这种双向互促模式使我国产业在面对经贸波动风险时，能通过全球化布局增强产业链韧性。最后，统筹双向投资有益于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改革。高质量引进来与高效能走出去对降低投资壁垒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会促进我国加快制度型开放步伐。以主动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为抓手，推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国内外衔接，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发展优势。
抓住制度创新这个关键
广州作为开放前沿、门户枢纽，要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要素流动型开放和制度型开放，全面拓展高质量发展的纵深。要以制度创新为引领，通过重塑规则、整合力量与优化生态等途径，切实降低资本双向流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首先，探索完善外资管理制度，健全高质量引进来的制度体系。要优化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我国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而对金融保险、物流运输、教育医疗、数字服务、电信服务、文化传播等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仍然较多。因此，应加大服务业开放，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要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于较为敏感的服务业，可采取行政许可、对等开放、特别程序、特定企业等多种准入方式，增强负面清单的政策弹性。
其次，强化新质生产力内核驱动，构建高效能走出去的价值竞争体系。支持企业抢抓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机遇，推动海外布局从低成本驱动向原始创新引领跨越。鼓励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优势产业利用数字技术强化全球效率管理，实现“换道超车”。基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轭环流”理论，引导本土企业深度参与新兴市场价值链构建，从单纯的贸易往来转向价值共创。同时，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对冲“内卷式”外溢，推动企业实现从“产品出海”向“标准出海”的能级跨越，提升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位阶。
最后，优化统筹协调与服务保障，重塑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结合机制。依托“一带一路”、以RCEP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等国家重大开放平台，构建基于资本双向流动的产业生态圈。针对多头管理难题，探索设立统一的双向开放管理协调机构，实现产业政策与跨境投资战略联动。做强跨境合作区等载体，通过监管创新促进要素高效流通。完善统一信息服务与风险预警体系，支撑中小企业应对跨境数据合规、国际税收等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