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I“投毒”的恶意操控到大模型的“算法黑箱”，从移花接木的AI侵权到具身智能的失控伤人……如何为AI牵好安全缰绳，已成为一道发展必答题。
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前不久印发的《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人工智能领域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推进人工智能立法，既是完善治理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安全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人工智能立法，面临着现实难题。在AI领域有一种说法，技术迭代周期以周为单位，而制度变革的节奏往往以年为单位。“治理跟不上代码”，技术动态性与法律滞后性的结构性矛盾，被普遍认为是人工智能发展最紧要的议题。与此同时，针对人工智能“管什么、如何管”也需要审慎作答。数据显示，预计到“十五五”末，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过度防御可能遏制产业发展，规制不足可能衍生“脱缰野马”。处理好“放”与“管”、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至关重要。
人工智能立法是体系建设，涉及领域广、牵扯利益多，必须坚持“小步快跑”策略。从基础模型研发到“人工智能+”行动落地，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到产业融合应用，都需要立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激励创新的制度供给，构建稳定透明的法治环境。
跑出立法加速度，一方面要强化问题导向，保持敏捷性。比如给“会共情、会陪伴、会攻心”的AI立规矩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为生成式AI“导航”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都是“小、快、灵”的专门性规定。立法必须适应发展节奏，从完善算法、产权等共性要素到规范重点应用场景，对新领域、新技术、新应用出现的新问题及时研判、灵活反应。另一方面要包容性监管，做到科学评估与分级分类施策。比如，对高风险领域（如医疗、交通）实施严格准入和全程监管，对低风险场景划定试错空间。该管的一定要管住，该发展的要发展好，才能让AI在法治跑道上更好地驰骋。
广州日报评论员 张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