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吕良波（中）、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文物保护修复部主任张尚欣（右）
大洋网讯 9月15日上午，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多功能演讲厅，一场“文物里的广州——从文物读懂广州”故事分享会吸引了不少观众。作为“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的配套活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吕良波、广州艺术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部主任张尚欣，分享他们和广州文物的故事。他们经手的每一件文物，都是这座城市2000多年城脉的一块拼图。
两个“文物医生”的缘分
吕良波是广西人，说起与文物保护结缘，也有几分巧合。2002年高考填志愿时，他报的都是热门专业，最终被调剂到“冷门”的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那会儿他根本不知道这专业是干什么的。四年后毕业，他到广州进了文物考古这一行，一干就是二十年。
张尚欣生在西安，家就在兵马俑博物馆旁边，他在博物馆附近上小学、上中学。“高考时我就报考了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文理兼容，也如愿了。”张尚欣说。
两个人，最后都走到了广州，坐在了同一张修复台前，做起了“文物医生”。
让文物“康复”见证历史
修复室里枯燥的工作，往往最见功夫。吕良波习惯用“医生治病”来比喻自己的工作：先拍照、绘病害图、取样检测、评估风险，翻阅考古资料制定方案并请专家评审；再清理、加固、拼对、黏接、补配、随色做旧，金属器还要整形、脱盐、缓蚀封护；最后全程记录成档案，验收后入库或展出。
在广州修复文物有什么不同之处？广州的气候高温高湿，本地又是酸性红壤，“很多墓葬发掘出来时棺椁早已烂尽，纺织品、漆木器多已朽毁，金属普遍矿化、腐蚀严重，能留下的只有陶瓷器，且多是胎质不高的软陶。广州出土文物和国内其他地方差别很明显。”吕良波说。
在“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展厅，铜鼎、波斯蓝釉陶罐、春秋铜戈等明星文物，都是经他之手得以“康复”。2018年广州港疗养院考古出土六十多件青铜器，一件铜鼎腐蚀严重。吕良波清理时在鼎盖边缘隐约看到规整线条，他停下来，怀疑那是字。继续清锈，笔画慢慢露出来。鼎盖边缘和鼎身口沿，各有两个字：“大亲”。是尊称父母，还是如学者推测为“大辛”（墓主姓辛）？两个字，牵出一段关于身份、家族与时代的线索——这正是修复的价值。
另一件让他难忘的，是波斯蓝釉陶罐。2008年底，越秀区大马站工地出土一批残片，他和同事拼对、黏接、补配、随色，基本复原出一件器物。底部和三个器耳虽缺失，但依然是广州地区体量最大、完整度最好的波斯蓝釉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实物见证。
还有一件西村窑残缺瓷枕。修复团队用三维扫描采集数据，靠AI辅助虚拟复原，再用3D打印出一片透明材料补全缺失部分，手工打磨拼接，透明补件与原件分界清晰。这种“透明修复”，既守住“最小干预、可逆修复”的原则，也是用数字技术延续历史的尝试。
张尚欣修复的主要是书画。这类文物比金属器物更为“娇气”。“古人用动物胶、植物胶调和墨和颜料，写在纸张或纺织品上，这种东西本身就很脆弱。”张尚欣说。因此书画须恒温恒湿保存——艺博院的库房温度常年控制在20摄氏度，湿度55%，波动不超过5%；展前要评估，展后要回库房休息很长时间，才能参加下一次展览。
“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展出了四百多件文物，很多文物在出土的时候，不过是一堆碎片、一块锈蚀严重的金属、一捧看不出形状的泥土。正是靠着一大批“文物医生”，一件件文物从碎片、锈蚀里重生，而广州这座城市的历史，也正是从这些跨越时空的文物里，被一页页地读懂。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忠安 见习记者 傅嘉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