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北倚五岭连通中原，南临沧海通达五洲，是万商云集的东方大港，也是南北文化融合、东西文明互鉴的十字路口。多元文化在此交汇共生，淬炼出开放包容的城市特质，为华夏文明添上一抹辽阔灵动的底色。
2026年，是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一场“城脉千年”专题展，惊艳了观众。人们循此回望，可以看到这座城如何把四方文化迎进怀中、交融再造，又传向全国、乃至世界。这恰是中华文明包容、创新的生动注脚，也是读懂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窗口。
城脉千年专题展区
北风南渐
史前岭南与中原已有初交
秦汉岭南与各地交往深入
走进广州艺博院“城脉千年”专题展展厅，一枚商代玉牙璋静静陈列，它出土于增城墨依山遗址。这件长15厘米、宽3厘米、厚0.5厘米的文物，将观众的目光拉回三千多年前的珠江之畔。
商代玉牙璋
牙璋是起源于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重要礼器，商时期传入环珠江口地区。展厅里的这件玉牙璋，直观体现了中原夏商礼制对岭南的深远影响。
如果说史前南北文化交流只是“初见”，那么到了秦汉，便是“深交”。公元前214年，秦始皇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首任南海郡尉任嚣在今北京路一带筑番禺城为郡治，这是广州建城之始。按此计算，广州建城至今整整2240年。
秦统一岭南，深刻影响了岭南的发展，对岭南地区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汉时期，岭南与各地的交往更加深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下一个戏剧性的故事：汉武帝建元六年，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宴席上偶然尝到一种色泽暗红、鲜而不腻的调味料，一问方知来自巴蜀。唐蒙回到长安再问蜀商，才知枸酱只产于蜀地，蜀商贩之至夜郎，再由牂牁江（珠江上游北盘江水系）顺流直下番禺（今广州）。
与蜀道商路相映，楚风也在广州频现。1983年，广州象岗山揭开西汉南越王墓，一件尘封两千年的错金铜虎节重见天日。虎节全器铸成一头蹲踞状的老虎，虎口大张，尾弯成“8”字，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命车驲（rì）”，并镶以二十七片弯叶形金箔片作虎斑纹。背面贴三十三片金箔。
汉错金铭文铜虎节
传世之龙节、虎节，多为楚器。南越文王墓所出之虎节，形制字体与传世龙节、虎节全同，很可能是南越王仿楚器铸制，也不排除其原为楚器，因故流入岭南。墓中还出土一件圆雕玉舞人，螺髻右横、轻舒广袖，很可能是越女跳楚舞。而今天的越秀山南麓，仍有一座镌着“古之楚庭”的牌坊，为广州人对楚文化的一份绵长记忆。
圆雕长袖玉舞人（来源：新华社）
中原文化与岭南之风交融，广州渐成多元文化兼容并蓄之地。
孙权交广分治始有“广州”之名
吴人虞翻光孝寺开讲学新风
三国时期，岭南属东吴交州。黄武五年，孙权将交州一分为二，西仍名交州，东新设广州。“广州”之名由此诞生，距今恰好1800年。
从三国两晋到唐宋期间，广州不仅是万商云集的东方大港，也是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前沿，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此相遇、对话、共生。
为这片土地继续输入中原文化的有吴人虞翻。他曾是孙权麾下的经学家。吕蒙袭荆州时，正是虞翻奉命说降公安守将士仁、南郡太守糜芳，为吴军叩开荆州之门。后来，虞翻徙居南海郡番禺县。
虞翻抵广州后不居城中，而是住到当时的古城外一处老宅，潜心治学、著书授徒。虞翻去世后，家人舍宅为寺，正是今天光孝寺的前身。
可以说，虞翻是岭南学术传播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把中原的《易》学带到岭南，也把江南讲学的风气带到了岭南。《三国志》记载他“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作为汉易集大成者，他在广州著《易注》九卷，又为《老子》《论语》作训注，把中原与吴越之学融进岭南大地。岭南文化学者冯沛祖说，这是儒学在岭南的一次大规模传播。
著书之余，虞翻在宅院遍植频婆、诃子树，辟出一片翠绿园地，时人称“虞苑”，又因诃子成片而称“诃林”，被视为广州园林之滥觞。光孝寺山门背面曾悬挂着刻有“诃林”二字的大木匾，即源于此。如今寺内仍存一株诃子，犹如稀世珍宝。
如今，光孝寺内存留的诃子树
此后，同一片珠水见证更多文人接踵南来。中国山水诗鼻祖、浙江人谢灵运南来广州，据传与今天中山大学“康乐园”得名相关；河南人江总在广州写下百余篇诗赋；浙江人沈怀远则以一部《南越志》尽收岭南风物，还写下“飓风”一词，是迄今现存文献中最早有关台风的记载。
两宋时期中原人士成族南迁
众多文化落地生根留存至今
唐宋数百年，广州跃升为全国第一大港，海上丝路繁忙，文化交融更深，一代代南来文宗以才志在此留下深深印记。韩愈在潮州任职时，应广州刺史之请撰《南海神广利王庙碑》，为南海神庙留下现存最早的碑记，也是现存文献中较早使用“海事”一词的记载；苏轼南下，建议以竹管自白云山蒲涧引水入城，又题“六榕”二字，六榕寺由此得名。而让岭南文化“跑步追赶”的，是宋代成族而迁的移民。
南宋末年，大批中原氏族、士人举族南迁，越过梅岭汇聚南雄珠玑巷，再捆竹扎筏顺北江而下，在珠三角落地生根，成为今天许多广府家族的始祖。据《珠玑巷民族南迁记》记载，仅南宋时期，就有100多个姓氏的移民从珠玑巷迁出，他们在广州、佛山、东莞、中山等地开村落、辟滩涂、兴水利，也将唐宋中原文化带到岭南。
时至今日，广州的一箸一馔、一祠一坊仍刻着北方的印记。走出广州地铁7号线“深井站”，循着荔枝木的焦香拐入古巷，师傅正从瓦缸中吊起一只枣红油亮的烧鹅，皮脆、肉嫩、骨香，佐以酸梅酱更显风味。这便是广州黄埔的“深井烧鹅”，鲜有人知，这道广府美味相传源自南宋江浙。南宋末年，行朝退居广东，宫廷名菜烤鸭也随之南下。宋代以后，厨师以广东本地的鹅替代杭州蚬鸭，改良成独具广式特色的烧鹅，成了今人共同的佳肴。
位于从化钱岗村的广裕祠，开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与北京故宫同龄。这座纪念西汉陆贾与南宋陆秀夫的岭南祠堂，处处可见南北建筑风格并置交融的印记。广裕祠的管理员陆氏后人说：“我们的先祖都是北方人，他们迁到南方后，怀念家乡，因此，依然按照家乡的传统在南方修建祠堂。”一座普通的广府家族祠堂，把中原南迁的来路与岭南扎根的归处，一并镌刻在了砖瓦木石之间。
岭南文化研究者朱光文说，广府祠堂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们是随着历史上大批中原人南迁而形成的。广州现存1000多座广府祠堂，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门口楹联，都记录着广府人由北南迁的历史，堪称南北文化融合的“活标本”。正是这些接力南来的移民，让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从“相遇”走向“相守”，吸引更多人才南下。
刻着“潘能敬堂祠道界”的石碑
融合再造
各地人才主动南下广州追梦
潘振承任十三行总商达28年
与虞翻、韩愈、苏轼以及珠玑巷的先民不同，明清时期，越来越多岭北人主动南下广州，把这里当作安放梦想的地方。当时，湖广、江浙一带有“走广”，即到广州做生意，福建人则更进一步，直接“入粤”发展。
从今海珠区南华西街拐进龙溪首约，广州仿佛突然安静下来。这是一条宽约3米、长不过270米的巷子，改建楼、瓦房、平房互相挨在一起，斑驳的青砖墙大多重批了白色灰浆。若非巷口一方刻着“潘能敬堂祠道界”的石碑，谁也想不到，这里曾是清代十三行巨富潘振承家祠所在地。
潘振承生于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幼时家贫，14岁便出海闯荡。约1735年，他只身入粤，先在广州陈氏达丰行打理事务，因诚实守信深得信任。1757年，乾隆帝一道圣旨，广州成为清朝对欧美国家贸易的唯一口岸，十三行独揽西洋贸易。三年后潘振承创办“同文行”，“同”字取自同安县，“文”字源自家乡文圃山。凭借诚实守信、敢为人先与全球视野，同文行迅速壮大，潘振承也被推选为十三行总商长达28年。
1776年，已经成为广州富豪的潘振承，看中了位于十三行江对岸的土地，大手笔买入，建宅造祠。潘振承祖先定居于福建漳州龙溪县明盛乡白云堡栖栅社。为了纪念潘家祖先，潘振承将龙溪县地名移植过来，定名居处为龙溪乡，建潘家祠能敬堂，并立下“潘能敬堂祠道界”的石碑，他还把祠堂前的道路定名为栖栅街。
当年这一带只能通过水路交通出入，对行人及货物运输造成极大不便，潘振承为改善住地附近的交通，捐资建成了漱珠、环珠、跃龙等多座花岗石桥。后来更有不少富户步他后尘在附近建宅安居，使河南漱珠涌两岸一时成了“富者多居”之地。
不止闽商，徽商、晋商、江浙茶商接踵而至，在盐业、典当与丝茶等领域各展所长。著名历史学家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中说，清代广州十五家行商里，七人祖籍为福建；四大顶级富商中，三个来自闽南。
除了商人，还有更多的人，或为谋生，或为逐梦，都不约而同来到这片土地，广州张开双臂迎接八方来客。最终，他们在这片水土上落了脚、生了根，把他乡当故乡。
“城脉千年”专题展展厅
景德镇瓷胎化为传奇广彩
广钟凝聚东西匠艺之精妙
广州让远来的人落地生根，也把四方物件创新出自己的样子，再体面地端出去，既非简单的模仿，也不是被动的堆叠，而是一场主动的消化与再造。这种再造的本事，在明清迎来高光。
在“城脉千年”专题展展厅，“千年商都”篇章里最亮眼的一节，正是清代远销世界的“广州制造”，其中又以广彩为集大成者。很多人不知道，广彩的根，扎在南北大动脉上。自明代以来，景德镇白瓷的温润驰名天下。康熙年间设粤海关，商人相中景德镇白瓷胎，把素白瓷胎千里运抵广州，请广州匠人添彩加绘，或绘上岭南纹样，或绘上西洋图案，甚至有欧洲买家把家族族徽烧制其上。由此，广彩孕育而生，以构图紧密、色彩浓艳、金碧辉煌为特色。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祝勇说：“广彩融合了景德镇的陶瓷技艺和欧洲审美，它们既不是景德镇的，也不是西洋的，而是一种广州制造、世界审美、独一无二的新物。”2008年，广彩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元景德镇窑青花船形水注
清乾隆錾胎珐琅金鼎
若说广彩融入的是审美，广钟雕琢的则是器与技。西洋自鸣钟自明代随利玛窦入华，其集散与改制多在广州。广州匠人在日复一日的拆装间吃透机械原理，然后把广珐琅、木雕、螺钿铺陈钟体之外，改良出转花、卷帘、水法、鸟鸣等20余种机关，开动时塔身升降、鸟叫花摇。因技艺精绝，广钟匠人被征召入清宫造办处，成就“宫廷样、广州匠”的美谈，成为广州接纳四方、融合再造的另一面镜子。
广彩烧的是色、广钟转的是巧思，而广绣则将西方光影融入其中，让人把一根根丝线误当作一束束光。名列中国四大名绣的广绣，本已根植南粤，明清之际却迎来一场光影变革，广州匠人不再满足于平面的针脚，而把西洋油画的明暗、透视与光影原理化进丝线。为了吸引海外市场的目光，广绣匠人按市场需求定制，金翠夺目、富丽堂皇的绣品沿着十三行的帆影远渡重洋，更诞生了风靡海外的“马尼拉大披肩”。这匹披肩从广州起航，经马尼拉辗转运抵欧美，把岭南的繁花艳色与西洋的光影笔意绣在一处。
与广彩、广钟、广绣同行的，还有广作、外销画等。南洋酸枝、紫檀经海路抵粤，配以巴洛克纹样再施中国透雕，成就广作，一路北上入了紫禁城；外销画以西洋透视描摹岭南市井，成为展示岭南风情的窗口。
南北与东西的文化在此交融，汇聚成独属岭南的文化气质，成为岭南文化传向四方的底气。
效果图为“城脉千年”专题展展厅内景
传向四方
饮食文化率先南风北渐
谭家菜名动京师传百年
祝勇说，古代中原的先民与文化一路南迁，是为“北风南渐”。而明清之后，特别是近代以来，岭南文化又反哺影响其他地方，是为“南风北渐”，传向四方。粤菜北上，正是其中一例。
在北京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有一间谭家厅，经营谭家菜，每天食客络绎不绝。但鲜有人知，这席谭家菜正是岭南文化北渐的见证。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广东南海县人谭宗浚殿试高中榜眼，入翰林院。谭宗浚父亲谭莹是岭南大儒，曾掌学海堂学术，早年助力十三行巨商伍崇曜整理刊刻《岭南遗书》。粤人北上，酷嗜美食的习惯不改，谭宗浚常在家中宴请宾客，亲自指点炮制广州佳肴；后又重金礼聘京城名厨，把广州菜与北京菜融于一炉，吸纳鲁菜、淮扬菜之长，渐渐自成一派，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由翰林亲手成就的菜品。其后人谭瑑青将其发扬光大，名动京师。国画大师张大千品尝其红烧鲍鱼，赞为“中国美食极品”；美食家唐鲁孙更直言，中国菜里最极致的精工细作就是谭家菜。社会上甚至一度流传“食界无口不夸谭”。如今谭家厅里那一盅一馔，便是岭南文化由南而北、香传百年的印记。
清末民初，岭南饮食北渐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成为当地的潮流，在上海尤为突出。五口通商后，上海一跃成为贸易重地，粤人主动北上开拓事业，居沪者一度激增数十万。随之赴沪的，是成行成市的粤菜馆，多聚于今四川路、武昌路一带。它们很快以出众的品质与海派文化擦出火花，成为时尚。林语堂、鲁迅等文坛名家都是上海粤菜馆的常客；据记载，摄影泰斗郎静山更在粤菜酒楼里辟有“静山茶座”，成了上海滩顶级的摄影沙龙。一段段文人谈笑、一次次影像与文字的碰撞，在杯盏之间发生，这股在粤菜馆点燃的文坛时尚足足传承了半个世纪。“食在广州”自此不胫而走。
岭南文史学者周松芳说，“食在广州”的底色就是文化，广州端出的不止一席佳肴，更是一套都市生活。当上海的文人以粤菜会友、以茶座谈艺，他们品尝的，正是这座千年商都蕴养出的文化之美。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宋钻友说得恳切：在上海，广东菜好吃，广东歌好听，广东领风气之先的气魄，更值得学习。
珠江口开启近代思潮大门
詹天佑“甘结”书感动游客
宋钻友所说的“领风气之先”，得从林则徐在广州说起。走进位于越秀区沿江东路海印桥底西侧的林则徐纪念园，闹中取静，林则徐塑像巍然伫立。镌刻于牌坊上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言，默默记录着当年的故事。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之身来广州禁烟。这位进士出身的封疆大吏，在广州却处处“受惊”：英文报纸、望远镜、玻璃画，一件件新鲜器物让他意识到，在其所知之外还有一个浩荡的大千世界。偶然间，他寻到英国地理学家慕瑞的《世界地理百科全书》，如获至宝，遂派人译成中文，结合同期所集材料编成《四洲志》，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把世界五大洲的地理、物产与风俗介绍到中国，林则徐由此被称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四洲志》后经友人魏源扩编为《海国图志》，一句“师夷长技以制夷”掷地有声，成了清末洋务运动“求强求富”的先声。
当林则徐在广州编书时，少年容闳正在广州、澳门等地求学。1847年，容闳等人赴美留学，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留学生。这位在外国学会用刀叉吃饭的广府人，20多年后又促成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七成人来自广东，平均年龄只有12岁。
这批幼童后来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詹天佑就是其中之一。从荔湾区丛桂路拐进恩宁路，左边第一条小巷便是“十二甫西街”，巷口往里50米就是詹天佑故居纪念馆。纪念馆内，一张发黄的纸静静铺展，让很多游客感动。这是詹兴洪亲笔画押“甘结”书，相当于一份生死状。那是1872年3月，詹天佑12岁，少小离家、漂洋过海、生死难卜。詹兴洪含泪写下：“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数十载后，詹天佑学成归来，主持了中国人自行设计修建的第一条干线铁路、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成为“中国铁路之父”。
詹天佑故居纪念馆
在珠江口的这片土地上，进步之门越开越大。郑观应把“商战”刻进求新求变的骨髓；曾高呼“能变则全，不变则亡”的康有为，1891年于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传播新思潮。其弟子梁启超称：“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推动的戊戌变法，虽仅存103天，却唤醒了国人；19世纪90年代，曾于广州行医的孙中山弃医救国，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一代代珠江儿女不断求索，把“睁眼看世界”的火种，燃成了改变近代中国的火炬。
广交会徽章（“城脉千年”专题展展品）
敢为人先生生不息
不断奔赴全新领域
从广州走出去的先行者，深刻影响了历史的方向。而当硝烟散尽，广州那股领风气之先的勇气并未停止。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交会推开新中国对外贸易之窗，白天鹅宾馆成为广州对外开放的时代标志……这股劲头，最终走进寻常人家。
这幅日常画卷，最初是在音乐的领域掀开一角。1977年，刚满20岁的毕晓世还是广东省歌舞剧院的小提琴手。这一年，广东省歌舞剧院赴香港演出交流，随团音响师带回一张开盘带。谁也没想到，就是这张开盘带写下了广东流行音乐史的第一笔。通过它，毕晓世第一次接触到世界流行轻音乐，于是与朋友一起，把低音提琴改装成电贝斯，把麦克风绑在吉他上充当电声吉他，再给旧鼓换上鼓面。就这样，内地第一支流行乐队紫罗兰轻音乐队诞生，1978年5月1日在中山纪念堂首次登台，观众反响热烈。
也就在这个时期，东方宾馆热闹起来。一间300平方米的花园餐厅里摆了210张座位，每晚乐手倾情演唱，台下茶香袅袅、掌声不断，这就是内地第一个营业性音乐茶座。一次，歌手李华勇现场演唱《小李飞刀》等流行歌，客人激动不已，李华勇从此被称为“广州罗文”，一夜走红。音乐茶座如雨后春笋般在广东涌现。广州也孕育了陈小奇等一批知名音乐人。
此后不过十余年，香港电影、粤语金曲、港产剧经广州传向全国，很多70后、80后的青春，就是从一盘卡带、一部录像开始的。
这场时尚新风，又从音乐蔓延到衣装。西湖灯光夜市、高第街、十三行、沙河……广州一跃成为全国服装集散地，款式新、走得快，内地客商专程南下“打货”，一件件新潮服饰随着务工与创业的人潮涌向全国。
1988年，刚从湖南老家初中毕业的谢方南跟着同乡南下广州。“初到广州，感觉一切都是新鲜的，路边的广告也非常酷。”当时他就想，能不能把这些新东西带回老家卖，于是在春节前花200元工资到广州的夜市淘了两三百件衣服，没承想回去后两天就被抢购一空。第二年，他干脆辞工专程来广州淘衣运回湖南卖，一年就赚了好几千块。像谢方南一样，当年把广州的时尚带到老家的年轻人不计其数，他们的行囊里装着广州的审美、品位与潮流，骨子里也渗透进这座城市敢为人先、兼容并蓄的基因。
进入21世纪，广州把“敢为人先、引领潮流”的气质，淬炼成科技智能、文化创意与绿色理念的新名片。2026年9月8日，广州小鹏集团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宣告启用，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后自主走下产线，标志着小鹏机器人实现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
近年来，广州以科技赋能发展硕果累累。今年7月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广州共有29个牵头和参与完成的通用项目获奖。其中，“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珠水泱泱，文脉恒昌。从北倚五岭的连通，到南临沧海的经略，广州始终是南北交融、东西交汇的十字路口。从深海求索，到云端造物，广州的创新融合触角，伸向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也正是广州海纳百川、敢为人先、引领潮流最硬核的注脚和鲜明的底色。
出品/许芳、柳剑能
策划/林朝晖、周娴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忠安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忠安、陈忧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