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历史作家吴钩携新作《唐宋之变》举办首发分享会,与《千面宋人》作者仇春霞对谈。
二人以唐宋婚姻制度中彩礼与嫁妆的变迁为切口,从“陪门财”到“奁产清单”,探讨女性财产权、社会流动与文明转型,勾勒出“唐宋之变”在日常生活中的鲜活印记。

传统社会中,聘礼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嫁妆则无法律强制要求。早期聘礼与嫁妆多为礼仪象征。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婚姻渐染“财”色,聘礼演变为“聘财”,嫁妆明确为“奁产”,成为家庭资产再分配的重要途径。
“陪门财”盛行于门第观念浓重的时代,是低门第家庭攀附高门第的变相财礼,本质是等级结构的延续。至宋代,科举普及、贵族政治瓦解、城市经济繁荣,“奁产清单”应运而生,以明细嫁妆内容的方式确认女性婚前财产归属,赋予嫁妆法律凭证属性。
吴钩指出,唐、宋“财婚”重心迥异。唐代属门阀社会,婚姻服务于身份等级,财婚核心是重聘财,“陪门财”便是门第制度的产物。宋代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科举为寒门士子开辟上升通道,商人阶层壮大,嫁妆重要性凸显,女性奁产被视为独立财产,得到法律的承认,受到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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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与宋代“榜下捉婿”现象紧密相关。新科进士成社会追捧对象,富裕商人与富民以丰厚嫁妆联姻进士,实现阶层跃迁。此时,嫁妆不仅是财富象征,更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载体,让女性财产权获得空前现实意义。
从女性财产权视角,吴钩认为宋代极具突破性。虽以现代标准看仍不平等,但在男权—宗法社会框架下,宋代立法明确“女合得男之半”,司法实践中保障奁产,已是重大进步。婚帖列明嫁妆名目,正是为确保女性归宗或改嫁时财产权属清晰。
仇春霞分享了南宋喻良能的经历:其母以嫁妆供他求学,家境困顿时甚至剪发售卖维持学业,彰显嫁妆在子女培养中的作用。她还提及,宋代嫁妆不止金银不动产,藏书、金石古玩等文化资产亦占重要地位,对士大夫而言,文化资本往往胜于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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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苏式家族婚姻选择、蔡襄联姻商贾等案例,仇春霞分析了商人阶层崛起对宋代婚姻结构的影响:商人以嫁妆突破门第壁垒,部分士大夫坚守“门当户对”,呈现出社会流动与多元价值观并存的复杂面貌。
吴钩总结,从嫁妆与聘财的演变可见,女性地位从唐入宋逐步提升,自宋元至明清则呈下降趋势。《唐宋之变》以微观生活细节,揭示了中国社会从身份依附到契约秩序、从等级固化到流动社会的深层转型。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刘丽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