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马文化以各种艺术形式存在于百姓生活。文物中马为题材的文物不胜枚举，各种文物都表达相似的内涵，中华民族始终对马保持着厚爱和崇尚。马成为中国人精神追求的象征，使用马表达个体生生不息、奔腾向上的精神。
《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一书，以各博物馆里的文物珍品为依托，纵观古今，横跨中外，从文明起源开始找寻马的踪迹，为马年的到来奉上一份大礼。
《一骑绝尘》
“龙马精神”是中国人的“精气神”
在中国生肖文化中，龙、马一般会被关联起来，被称作“龙马精神”。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古代先民就开始崇拜龙。历史考证记载，原始部落征战期间就已经产生龙图腾，因为龙本身并不存在，因此龙被塑造成蛇身、鹰爪、兽腿、鹿角、马头、鱼鳞的形象。因龙首的形象取自马，故有人将龙与马关联起来，甚至认为龙与马是同种生物，只不过龙是天上飞的，马是地上跑的。据《周易》记载，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书中记载的马并不是现实中常见的马，而是指天马或者神马。中国成语“天马行空”的说法，就源于天马能够自由翱翔的传说，人们认为马和龙有着相似的样貌，拥有的能量也是相似的，因此就使用“龙马精神”形容中国人的“精气神”。
马的文化内涵
传说塑造了马的精神，引申出现实中的马文化。中国人将马作为六畜之首，说明马的地位之高。在农耕时代就已经有马被驯化，作为人类的生产工具使用，推动人类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在战争时代，马主要作为人的坐骑使用。马成为勇敢、力量和忠诚的代名词。古人的马球比赛、狩猎活动，都会使用马作为工具，马同人类一起探索着这个世界。
历史中的马具有威严和武力的象征，因此历代君王都爱马。例如：唐太宗的六骏马、项羽的乌骓马、关云长的赤兔马、薛仁贵的白马等，历史中的马与名人形影不离。
在中国古代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白龙马同样是家喻户晓的马形象。史书有载，“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说明中国祖先就已经开始驯马，黄帝和炎帝都来自游牧部落。从周天子的万乘之君开始，到秦国时期六国统一，马都起到决定性作用。马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千里驹、龙马、天马都是对马的美称，还有青梅竹马、金戈铁马、马到成功等，都带有美好意愿。中国历代文物中各种玉饰、陶瓷、雕塑、绘画都有马形象。在生肖马年，《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带领读者共同鉴赏博物馆中的马。
文物当中的马
玉马
1.玉马（商代）
1976年从河南安阳妇好墓中出土两件玉马，玉料相同，推测出自同一块玉料。两块玉马是中国墓葬中出土最早的玉马形象。该玉马为灰色（图1），呈现行走状，马首低垂，双耳竖立，眼睛为目字形。玉器的背部雕刻有短细的鬃毛，腿部粗壮，玉器身体光滑。在玉马的耳部后面，设置有小圆孔，可用于玉器的穿系。1993年，山西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了周代玉马，该玉马立体圆雕，呈现站立状，身体比例协调，表现马的站立姿态。1966年，陕西咸阳出土了仙人玉奔马，此马玉质洁白，马为奔驰的形态，看起来气势非凡，在马背上有仙人端坐。魏晋时期的玉马形象稀少，唐宋时期虽有玉马，但是出土比较少。明代时期玉马雕刻简练，静态玉马比较多见。清朝时期玉马更注重细节雕刻，呈现出形似的玉马。马身形矫健，古人使用马的形象表达奔腾向上的精神。
“盠”青铜驹尊
2.“盠”青铜驹尊（西周）
“盠”青铜驹尊（图2）为一件造型写实的站立马驹形象，躯体匀称，神态自然，作昂首挺立状，双耳竖立，鬃毛短齐，尾部下垂。尊体腹腔中空，背部开有长方形口，上覆一小盖，盖钮作一立体小兽形。器身腹侧装饰有简洁的涡纹。该器最为珍贵的价值在于其器身与盖内铸有的长篇铭文。颈、胸部铭文共计9行94 字，盖内另有3行11字。铭文详细记述了某年十二月甲申日，周王于某地举行“执驹之礼”，并赏赐给名为“盠”的贵族两匹马驹。盠为感念周王对旧族的恩泽，颂扬王德，特铸造此尊以祭享其父大仲。
“执驹礼”见于《周礼》记载，是当幼马成长至两岁，脱离母马正式转入役使阶段时所举行的一种仪式，可视为马匹的“成车之礼”。此尊表现出高超的西周青铜铸造技艺，马驹造型与记载礼仪制度的铭文相结合，为研究西周时期的马政、礼仪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错金银马首形青铜䡇
3.错金银马首形青铜（战国）
错金银马首形青铜䡇（图3）为马首造型的青铜车辕饰件，铸造精良。其头、颈部运用错金银工艺，以金、银丝镶嵌出繁复的卷毛纹与鳞纹，纹饰精美流畅，是战国时期错金银青铜器的典范之作。该器出土于辉县固围村大墓。此墓为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高等级墓葬，并建有陵园，其规制与诸侯陵墓相仿，被认为是目前已发现的魏国墓葬中等级最高者。墓中出土器物多工艺考究，从此件辕饰即可窥见当时贵族阶层奢华的生活与葬制。
战国初期，魏国作为“三晋”之一，经李悝、吴起等变法而强盛一时。这件马首形辕饰代表了魏国巅峰的青铜铸造、错金银装饰工艺水平，是研究战国中期魏国贵族车制、审美风尚及物质文化的重要实物证据。
陶马
4.陶马（秦代）
陶马（图4）呈伫立姿态，昂首挺胸，四肢如柱，双耳前倾，双目圆睁，整体形态机警沉稳，神采奕奕，静中寓动。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陶马按其功能可分为两类：一为挽拽战车的“车马”，二为配备鞍鞯供骑乘的“乘马”。此件陶马从形态判断，应属用于驾车的车马。秦人以善于养马驭车而著称。其先祖非子曾为周孝王主持牧马于汧渭之野，马群繁息；造父亦以善御闻名，为周穆王驾车平定徐偃王之乱。立国后，秦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厩苑体系，大力发展养马业。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记载，若军中考核时马匹被评为下等，或车马行动迟缓、体型羸弱，相关官吏如县令、丞及司马等皆要连坐受罚，反映出秦代马政管理严格制度化。
马形青铜饰
5.马形青铜饰（西汉）
马形青铜饰（图5）塑造了一匹卧马的形象，其造型凝练，姿态安详，以简括的形体刻画出马匹憩息时的瞬间情态。出土地西岔沟遗址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据考为古代东胡族的文化遗存。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经济与军事活动围绕马匹，马为人们提供交通、狩猎之便，更是财富与部落力量的象征。因此，马的形象频繁出现于装饰艺术中。这件马形青铜饰当为衣物或马具上的缀饰，展现了古代东胡族审美趣味与铸造工艺，据此可了解西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习俗。
陶车
6. 陶车（东汉）
陶车（图6）为陶质马车模型，车厢顶部呈篷盖状，后方设门，其形制符合汉代“辇车”的典型特征。据汉代舆服制度，辇车多为贵族妇女所乘用，故车厢周侧常设有帷幕，既保障私密性，也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礼仪与性别空间观念。作为随葬明器，此类陶马车再现汉代交通工具的具体形态，反映当时的丧葬习俗。本器出土于岭南地区的广州，可用于研究东汉时期车舆制度的传播。
陶俑
7.陶俑（西晋）
陶俑（图7）出土于西晋一位县令墓葬中，共包括29件，其中23件为仪仗俑，种类涵盖文吏、武吏及7件骑俑。在骑俑中，6件手持方版，其身份应为县令下属的掾属官吏；另有1件作吹奏乐器状。仪仗队伍规模是判断官员等级的重要标志，此组陶俑生动再现了西晋低阶官员的出行规制。部分陶俑马身左侧塑有一个三角形马镫，虽仅具上马辅助功能，却是目前中国考古所见年代最早的马镫实物形象。马镫的出现经历了从单侧至双侧的演变过程，至公元4世纪逐渐成熟。这一发明极大提升了骑乘的稳定性，轻骑手体力消耗，推动骑射技术的发展，为后世重装骑兵的兴起奠定基础。
陶武士俑
8.陶武士俑（十六国）
陶武士俑（图8）塑造了头戴兜鍪、身披铠甲的战骑形象，战马通体覆盖具装铠，属于南北朝时期典型的“甲骑具装”俑。其造型浑厚，制作手法尚保留较多早期特征，推测为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前的制品，反映了鲜卑民族原有的军事风貌与丧葬习俗。“甲骑具装”指人与马皆披重甲的骑兵配置。一套完整的马铠包括保护头部的“面帘”、颈部的“鸡颈”、胸部的“当胸”、躯干的“马身甲”、臀部的“搭后”以及象征性的“寄生”。此类装备自东汉末年逐渐完备，至南北朝趋于成熟，标志着中国古代骑兵进入重装化阶段。重装骑兵以其强大的冲击力成为战场核心，对步兵构成显著优势，然而机动性与持久性受限，至隋唐时期逐渐被轻骑兵所替代。
陶马（北朝）
9. 陶马（北朝）
陶马（图9）形体矫健，姿态生动，作低头嘶鸣状，似处于整装待发之瞬间。马背配有鞍鞯，两侧障泥修长垂落，马具刻画工致细腻，反映出当时陶塑工艺对细节的重视。北朝雕塑艺术自北魏后期起取得显著进展，无论在人物或动物形象塑造上，均体现出更加准确的形体比例与动态表现力。此陶马表现出当时的艺术特点，观感非常俊美。马匹作为北朝军队中重要的军事资源，备受政权重视。北魏通过征伐草原部族及设立官营牧场，大量获取与繁育马匹，如河西、河阳等地均设有大规模牧场。当时还推行以马匹为内容的赋税政策，扩充军马储备。北朝骑兵力量具备物质基础，为陶马艺术提供现实原型。
马头鹿角形金步摇
10. 马头鹿角形金步摇（北朝）
马头鹿角形金步摇（图10）基座为马头形态，头顶延伸出鹿角形枝杈，枝梢卷作环状，各垂挂一枚可随步摇动的金叶。马头与鹿角表面均嵌有珠饰，整体制作精巧，融合了动物意象与动态设计。步摇是中国古代女性特有的头饰，名源于佩戴者行走时饰件随之摇曳的动态特征。早在战国文献中已有记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为流行。本品以草原常见的马与鹿为创作主题，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的审美传统。作为兼具中原形制与草原装饰母题的代表性饰物，此金步摇是研究南北朝时期服饰艺术例证。
三彩釉陶马
11.三彩釉陶马（唐代）
三彩釉陶马（图11）通体施白釉，鞍具齐备，马鞍上覆墨绿色绒毯状障泥，胸前与股后络以绿色革带，带上饰黄色朵花并垂挂金铃，整体色彩对比鲜明，造型雄健，形态写实，生动再现了盛唐时期贵族乘骑的华贵风貌。唐三彩是中国陶瓷工艺发展的里程碑，成就主要体现在造型的生动性、釉色的丰富性、多色铅釉技术的成熟运用。此件白釉三彩马制作精良，装饰考究，反映唐代厚葬之风，代表了唐三彩烧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彩绘陶打马球女俑
12.彩绘陶打马球女俑（唐代）
彩绘陶打马球女俑（图12）共五件，均为女性形象。俑人着紧身衣袍，骑乘于马背，作执缰击球状，虽手中木质鞠杖已朽失不存，但策马驰骋、返身迎球的动态刻画得极为生动。马匹尾部紧束，以防比赛中相互缠绕，细节真实反映出唐代马球运动的场景。马球，又称“波罗球”，是流行于唐代宫廷、军队与民间的竞技活动。比赛分为两队，设裁判，以驱球入网为胜。球具轻巧，鞠杖形制略类今之曲棍。球场讲究平整，宫廷中常设专门球场，如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即出土有球场石志。马球在唐代社会各阶层广泛流行，是皇帝、军队喜爱的活动， 亦为文人进士展示风采的场合，民间有简化的娱乐形式。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孙珺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孙珺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戴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