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红火的春天，是被木棉花点燃的。
初春清晨，我站在农讲所旧址的门前，仰头看那几株百年木棉。枝干如铁，直指苍穹，满树红花像燃烧的火焰，没有一片绿叶衬托，却红得那样纯粹、那样决绝。花瓣偶尔坠落一朵，啪的一声砸在青石板上，完整的一朵，依然保持着盛放的姿态。英雄花，原来是这样落地的。
我弯腰拾起一朵，掌心传来沉甸甸的分量。这让我想起闽西的山。那里的春天，木棉花也是这样开的。从龙岩到长汀，从永定到上杭，街道与乡间，总有一两株木棉守着。老人们说，木棉花越红，当年的雨水就越足；花儿落得越响亮，土地就越肥沃。他们不跟广州一样说英雄花，只说木棉。可我知道，闽西的土地，每一寸都浸过英雄的血。
摄影：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王燕
走进农讲所的大门，时间仿佛倒流回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1924年至1926年，广州农讲所一共举办了六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在这里学习农民运动理论，接受军事训练，然后像种子一样撒向四面八方。我查阅第五届学员的名单，看到了两个名字：赖秋实、赖玉珊。1925年9月，这两位来自福建永定的年轻人，考入彭湃主办的第五届农讲所，他们是这一届仅有的两位福建籍学员。学习期间，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结业后，党组织派遣他们回到永定开展工作。
我想象着他们离开广州时的情景。珠江边，木棉花正在盛开。他们或许也拾起过一朵，揣进怀里，然后登上北上的船。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一朵木棉花，将在闽西的群山间，燃成燎原之势。
第六届农讲所的教室里，长条凳排列得整整齐齐。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这里主持讲习，台下坐着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的300多名学员。其中闽西籍的有16人。张鼎丞从永定赶来，郭滴人从龙岩赶来，傅柏翠从上杭赶来。他们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农家子弟，穿着粗布衣衫，眼睛里却燃着火。
我翻看着老照片。郭滴人那时还叫郭尚宾，正是在这里，他给自己改名“滴人”，立志“点点滴滴为人民”。
在陈列室的一个角落里，我仔细查看历届学员名录。一个清晰的脉络浮现出来：从第五届到第六届，从永定到龙岩，从珠江边到汀江边，火种，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的。
1925年冬天，赖秋实、赖玉珊回到永定湖雷。他们没有马上大张旗鼓地行动，而是先在下湖公学找到教书的阮山，以学校为阵地，秘密从事革命活动。阮山是永定湖雷人，1926年春在厦门由罗明、罗扬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受党组织派遣返回永定开展工作。1926年初夏，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到来了。在永定湖雷上南村的万源楼里，阮山、林心尧、赖秋实、赖玉珊、熊一鸥五人围坐在一张八仙桌前，阮山任支部书记的中共永定支部正式成立。这是福建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也是闽西第一个党组织。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墙上挂着一面手绘的党旗。没有鞭炮，没有锣鼓，只是默默地举起右手，庄严宣誓。那一刻，闽西的天空上，亮起了第一颗星。
万源楼是一座普通的客家土楼，青瓦黄墙，掩映在竹林深处。谁能想到，这座不起眼的土楼里诞生的党支部，会成为日后燎原烈火的起点。从农讲所学成归来的赖秋实、赖玉珊，把在广州汲取的革命火种，第一次种进了闽西的土地。
1926年9月，第六届农讲所的学员们毕业了。郭滴人以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回到龙岩。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闽西，国民党反动派下令通缉郭滴人等人。他组织党员和革命骨干转入农村，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在后田村成立了一个农村党支部——后田党支部。那是1927年的冬天，距离万源楼的灯火，不过一年半的时间。
从万源楼到后田，木棉花般浓烈的火种在传递。
正如当年一位学员所写的：“农讲所的学习只有四个月，可这四个月改变了我一生。我懂得了什么叫阶级，什么叫革命，什么叫为人民服务。”我想起赖秋实，他1925年离开永定，同年底就回来了；想起郭滴人，他1926年离开龙岩，同年9月也回来了。他们像候鸟，飞出去，又飞回来，只是飞回来的时候，翅膀上带着火种。从赖秋实、赖玉珊，到郭滴人、张鼎丞，从第五届到第六届，从万源楼到后田，从党支部到苏维埃——这就是火种传播的完整路线图。
走出农讲所大门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夕阳给这座百年建筑镀上了一层金色。木棉树静默地站着，像一群等待归人的老兵。风吹过，又有几朵花啪嗒啪嗒地落下来，砸在石板上，依然完整，依然鲜艳。我忽然明白：火种之所以是火种，不是因为它燃烧得有多炽烈，而是因为它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
在那火焰一般的红色里，在这座百年建筑的一砖一瓦间，在万源楼的纪念馆里，在后田村的老榕树下，在每一个走进红色旧址的人心里。这就是火种的路，不长，不过八百公里；不短，走了一百年。可火种年年传，年年燃，把这条路，照得通红通红。
像信仰的颜色，像初心的颜色。
（王小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