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址两千多年未变,但是我们从考古挖掘出土的文物和遗址中明确这一点,却不过短短30多年时间。”9月12日上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岭南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春声做客第860期羊城学堂,结合大量的文物与历史文献,带领观众一起探寻广州这座千年古城绵延不绝的发展密码。

大道自然,千年一脉
在讲座开头,陈春声就隆重向观众推荐正在广州艺博院展出的“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他对这个目前人气爆棚的展览赞不绝口,称赞策划得很好,他已去看过三次,每次都人山人海。他指出,这个展览有四百余件文物,其中有51件一级文物,展品珍贵,极为难得,普通观众平常不容易看到。
陈春声分享了一段看展趣事:一位来自香港博物馆界的老朋友看到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后,曾十分笃定地认为是复制品,还追问为何没有特别标注。陈春声告诉他,这次展出的正是真品。“就冲着看这个印,都值得去。”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展览,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城市的发展和城市文化的建构”。而讲座的内容,也主要是结合他参观展览后的感受而展开。
广州是一座城脉绵延、商脉通达、文脉赓续、气脉雄壮的城市。一脉千年,何为脉?明万历十九年(1591)冬,著名戏曲家汤显祖路过广州,为这座城市的格局和风貌所感动,作五言绝句《广城二首》,其中“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二句尤为脍炙人口,成为常被引用的佳句。
陈春声认为,“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符号,它承载的不只是可见的地理空间,更包含一座城市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精神传承。正如“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表面上写的是广州的山川、城郭与城市风貌,实际上更深层地表达了文学家对这座城市文化积淀和精神品格的理解。
广州城脉绵延,城址千年未移。陈春声指出,1995—1997年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现,是理解广州城市空间发展的关键,奠定了广州城市两千余年“城址未移”学术判断的基础。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厚度达5至6米,自上而下叠压着从秦汉至民国共13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层层叠压的建筑构件和历代文物证实,广州城市核心两千余年未曾迁移,历代政治中心始终锚定于此。这与中原王朝各都城屡屡迁移所留下的遗址面貌,迥然不同。
2002年,在今天的北京路发掘出来唐代至民国层层叠压的长达44米的11期路面。陈春声对此非常感慨:“一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辈就在那个地方散步、买东西,一千多年后,我们还在同一条路上,还是步行街。”
广州千年城址未移,为什么?陈春声说:“我的回答是大道自然。政权一直在更迭,没有人做过规划,但很特别,城址就是在这里没有动过,你只能理解为一脉。”

烟火日常,多元融合
“这个展览的另外一个非常动人的,在中国其他地方不容易看到的内容,就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陈春声指出,广州城市建基于岭南亚热带地区河海交汇、“三江汇合”而独具特色的地理、气候和生态环境之上,又因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南岛语系”史前文化基因的氤氲浸润,其市井形态、大众生计生活方式、信仰行为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千年延续,既厚重深沉又多姿多彩。
“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礼记 • 王制》中留下了关于南越风俗的最早记录,而生吃海鲜的习俗流传至今;南越王墓出土的铜提筒,留下了戴羽冠、穿草裙的古越人出海捕获战俘的画面;汉代的干栏式陶屋,与现在西南一些地方的民居高度相似;大量的船只模型也实证了广州河海交汇的地理风貌。1955年沙河顶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上已有了轴转舵,比欧洲早了1000年。
陈春声还现场展示了许多专题展的展品图片,汉代节能的九头陶灶,西晋时期的陶水田,南汉时期的陶香蕉、陶芒果,还有陶牛、陶羊等有趣的文物,生动还原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
由于广州独具特色的地理位置和族群结构,多种宗教、官方祀典礼仪和民间祭祀习俗长期活跃,光孝寺、光塔寺、南海神庙、城隍庙等成为这座城市重要的历史景观,葛洪、何仙姑、达摩、惠能等在广州留下重要的活动遗迹和民间传说,这些不仅体现了城市多元融合的文化形态,也成为展示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

文脉塑形,气脉铸魂
文脉是理解广州城市发展历程的关键之一。陈春声指出,“两千多年来,岭南地域的文化认同,始终是与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的。”
赵佗一度在南越国自立称王;但政治制度、礼仪规范、宫室建筑乃至日常器用,处处遵从中原礼制,一有机会便恢复对汉朝的臣属关系。自古以来,当岭南地域的人们表达自己的地域性或群体特性时,便会从骨子里强调国家正统意识形态,表达出鲜明的“中国性”。
明代中叶以来,以陈白沙、湛若水为代表的本地士大夫重构地方文化,使岭南由“蛮荒之地”变为理学发达区域;明清易代之际,屈大均、金堡等遗民以“忠孝节义”影响后辈;清代阮元创办学海堂,成就传世事功。
礼法制度与国家秩序的构建,同样是理解广州社会与文化的一条主线。各宗族在省城兴建书院,广州书院数量一度位居全国城市之首,地方社会由此一步步纳入国家的典章制度与礼法体系。
陈春声指出:“广州城市文化脉络的建构,就是不断将各种差异性很大的事实和记忆融入一个统一文化符号的过程,其基础是大一统国家的典章制度、法度礼制和意识形态在本地被普通百姓接受、尊崇和弘扬。”
如果说文脉塑形,气脉则铸魂。近代以后,从三元里抗英到太平天国运动,从康梁变法到辛亥革命,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广州起义,从新中国第一次“广交会”到开“改革开放”先河,以广州为中心的大湾区地域几乎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近两百年间,这座城市一次次承担民族重任,不负历史使命,参与推动国家的政治文明与经济社会进程,呈现出“城脉”与“国脉”紧密关联,交融辉映的鲜明特质,也奠定了其永续发展的根基。
位于广州的三元里平英团遗址在 1961 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位列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类001号,被誉为“国保一号”;广州于1964年建成的大北立交,是中国内地第一座城市道路立交桥;广州还是中国最早建立现代市政的城市。从清代十三行“一口通商”的对外贸易,到广交会,再到改革开放,广州始终站在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前沿。广州的发展,也始终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谭敏 见习记者石书乐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骆昌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