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近一年间，美国政治极化持续加剧，治理失序；对外四面出击，将“美国优先”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从经济到社会，从内政到外交，无处不充斥着混乱与撕裂。《新华网国际看点》栏目邀请外交学院前院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王帆和复旦大学教授沈逸，盘点美国新政府执政近一年来的表现，深度分析其给美国和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展望其2026年的政策走向。
新华网：美国新一届政府已执政近一年。美国媒体用“狂野的一年”“疯狂”等词汇来描述美国的2025年。从外交、经济、军事等方面，您怎么看？
外交学院前院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王帆：2025年，美国政府引发全球动荡，美国成为引发全球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
从外交领域看，它搞极端的单边主义、联盟重构。美国政府在2025年延续并极端化退群毁约，要退出巴黎协定、世卫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导致全球治理体系碎片化。同时在同盟体系内搞同盟交易化，导致美欧战略互信跌至冷战后新低。
从区域干预看，美国推行“门罗主义2.0”，即所谓的“唐罗主义”，以军事干预威胁拉美国家；对俄罗斯展现和解姿态，实际上意图拆解中俄协作；暂停援乌并强推和谈，但效果仍有待观察；在涉台问题上，通过相关法案并推进巨额对台军售，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从经济领域看，美国继续搞霸权干预、推行对等关税，引发供应链震荡。它强行推动“去全球化”与“友岸外包”，导致全球供应链局部瘫痪，物流与生产成本上升。反噬效应下，关税成本几乎全部由美消费者承担，推高了美国内物价。
宏观政策上，美国政府签署“大而美”法案，实施万亿级减税并扩大油气生产，削弱清洁能源补贴，预计未来十年将新增3.3万亿美元赤字。同时，美国政府频繁干预美联储独立性，动摇了美元霸权的信用。
从军事领域来讲，是战略收缩与局部强化。美国军事战略呈现收缩态势，将资源从中东、欧洲撤回，聚焦在所谓与国家安全利益相关的区域，比如西半球和“印太”，导致局部局势进一步恶化。
复旦大学教授沈逸：从外交层面来看，2025年美国政府的特点是向交易性和退群化方向发展。
第一，出现系统性退群和抽身。以行政命令方式退出或停止支持大量国际组织与合作机制，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对多边主义的进一步弱化，不愿意提供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所需的公共物品。
第二，对盟友更强调所谓的对等。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强调负担分担和负担转移，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并以经贸和安全捆绑方式推动盟友向美国对齐。这个取向被舆论称之为同盟关系的工具化。
在经济层面，关税和所谓的对等贸易需求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在2025年出现明显的关税冲击，先冲击、再降温、再延长。急转弯式的关税实践对全球供应链的预期、企业投资与市场波动造成非常明确的负面扰动。
在军事与地缘政治方面，把西半球优先推到前台，以西半球主导权为名推行强势行动。美国在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升西半球的优先级，提出要重申并执行“门罗主义”，以恢复在西半球的优势地位。国会研究机构也指出，美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把西半球与中国作为突出重点，可能带来美军力量和部署重心的重新调整。
随着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唐罗主义”的叙事开始配套现实动作。美方把“门罗主义”再包装成“唐罗主义”，然后在实践行动中尝试在委内瑞拉实现某种远距离黑帮教父式的遥控。试图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晰，即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再不受质疑。
新华网：您认为，总体而言，世界舆论对美国新一届政府的满意程度能打多少分？扣分项在哪儿？
沈逸：肯定是不及格。至于多低，各位可以自己去看。
整体上，有四个方向的扣分项：第一，可预期性非常差。由于关税和行政令密集，政策摆动极快，全球市场和盟友都难形成稳定预期。
第二，多边合作后退。大规模退群和撤资，削弱了全球治理协作，国际社会对于美国急速退化的公共物品供给意愿，评价显然是负面的。
第三，同盟交易化导致价值分裂。盟友对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评价也不高，严重威胁或者损害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第四，西半球强硬化路线引发反弹。由于简单将移民、毒品、犯罪和地缘捆绑在一起，采用军事化方式去解决这类问题，用“门罗主义”和现实行动叙事去推进，导致拉美国家触发对殖民的集体记忆和对于帝国主义行为的总体性反弹。
2026年1月3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民众在米拉弗洛雷斯宫附近集会。 新华社发（马科斯·萨尔加多摄）
新华网：2025年，美国新一届政府哪些内政举措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
王帆：首先从行政改革与治理危机说起。美国设立由企业家马斯克牵头的政府效率部，裁撤约30万联邦雇员，大幅削减教育部、环保署等机构预算。此外，由于预算谈判破裂，美国政府经历长达43天的历史最长停摆，公信力跌至低点。
第二，在移民政策上采取极端化政策，启动了急速回归行动，实施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驱逐，并授权在边界使用致命武力。此举虽满足了部分选民，但导致农业、建筑业劳动力短缺，预计未来可能缩减美国GDP约1-4.9%。
第三，社会与教育撕裂。美国政府削减了联邦教育部的职能，推动普遍私校选择权，并废除涉及性别平等的保护条款。这些政策加剧了“红州”与“蓝州”的对立，导致社会价值观爆发大的分歧和冲突。
沈逸：第一是移民和边境管理，直接成为社会冲突的放大器。以边境紧急状态军事化增援和更强执法作为抓手，去推进它的国内政策，不仅提升了国内的抗议，而且在州和联邦的关系、社会撕裂方面也产生进一步的负面效果。尤其是随着2026年初明尼苏达街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击事件，预期美国国内围绕联邦执法权限和身份、文化冲突方面矛盾会加深，移民议题暴力化可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
第二是国家治理结构变更，主要特点是行政权扩张和机构再造，通过一揽子行政令方式重塑政府行为方式。虽然一开始大家注意力聚焦到政府效率部，但很快发现其实美国这一届政府最大的特点是搞急速推进的行政集权，将所有实质性决策权力极大化地向总统方向集中。在这个过程中，引起关于总统权力边界、数据隐私、行政、国家稳定性的持续争论。
第三是文化和身份议题，由于推进反DEI（“多元化、平等、包容”），军队去DEI性别议题作出相应调整，同时强势介入对高校和文化机构当中相关要素的清理，可以视为对于民主党相关政策的强势“拨乱反正”。这使得社会文化冲突更容易被政治动员，形成政策、舆论、街头联动的持续态势。这种张力的持续增加可能会对美国国内的撕裂，尤其是基于身份和文化的撕裂带来进一步助推，而不是弥合。
从内政角度上来说，舆论可能会给它打分比外交上高一点。至少对一部分支持者，或者看好它的媒体来说，它呈现出了执行力强、议程推进快的特点。但缺陷也非常明显，政策的对抗性和撕裂性太高，治理结构的争议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公共信任与社会和解的能力在下降。
2025年6月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中心的联邦执法机构门前，一名抗议者被警察控制。 新华社发（邱晨摄）
新华网：美国新一届政府2025年执政总体呈现怎样的特点？其执政思路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
王帆：美国政府2025年的执政被描述为“推土机式治理”，具有极端单边主义、强行政主导、经济霸凌、战略收缩、民粹化治理五个特征。
从战略逻辑来讲，首先它承认了多极化的现实。美国政府高层，比如副总统万斯、国务卿鲁比奥都承认美国单极霸权时代已经终结，它的战略转向新孤立现实主义。
从收缩型霸权来讲，从扩张型霸权转向防护型霸权。聚焦西半球与“印太”，要求盟友分担成本及维护美国的核心主导权。对华仍然是继续保持遏制态势，将中国视为首要对手，也将中国视为近乎势均力敌的经济竞争者，试图通过技术封锁和供应链脱钩，维护美国自身战略优势。
世界舆论对美国政府的评价非常低，因为美国政府破坏国际规则的信用，输出通胀，制造地缘政治真空，以及加剧军备竞赛。
新华网：美国政府2025年12月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全面阐述了新一届政府“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您认为美国政府2026年施政的优先级会是什么？与2025年相比，可能出现哪些新变化？
沈逸：2026年的施政优先级，就是把国家安全内政化，把内政议程安全化,一种互动的安全化建构。同时聚焦于三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西半球优先”进一步落地，包括更强的所谓“移民外包”，让周边国家拦截移民，更强的禁毒与执法外溢。在美国国内能禁多少毒品不好说，但以禁毒为名在西半球做些事，做一些想做而之前不方便做的事，这点是大概率可以判断的。更强势地去排挤它所认定的在西半球存在的域外力量，但它会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生态和能力的约束。
第二条主线是经贸工具的安全化。继续用关税、对等贸易、供应链重构作为谈判杠杆，并绑定商业条件和安全条款。当然这会遭到越来越强的反噬，并且持续处于“不断撞南墙、不断回头、再不断撞南墙”的过程。
第三条主线是盟友体系再定价。推动盟友在军费、产业链和出口管制上与美国对齐。
新华网：美国政府大肆鼓吹“唐罗主义”，称“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再也不会受到质疑”。美国政府接下来可能采取哪些行动？所谓“唐罗主义”能得逞吗？
沈逸：首先，对资源和通道进行控制。围绕油气、关键矿产、港口航运、金融结算，把关键资源链条留在美国可控范围内。委内瑞拉提供了一个样板，也提供了一个边界，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效果多少，行业是否买账，都已经得到了比较清晰的验证。
其次，政治安全捆绑施压。以移民、禁毒、治安合作为条件，对周边国家提出更高的对齐要求，不排除强化制裁、援助条件化，以及更强的执法、军事威慑。
再次，排挤外部力量明确化。把它认定的外部力量作为应该被挤出西半球的竞争者，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削弱其立足点。最终效果存在不确定性，但过程一定会带来更多负面影响。
在短期内，因为它客观上具备行政当局可以直接调用的金融、军事实力以及其它多重杠杆，同时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动员中，安全、移民、毒品的叙事可以获得有效支持。当然有个前提，它不能遭遇明显的失败。如果有一次军事投机行动遭遇明显挫败，那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
长期看，存在有效的硬约束：第一，市场经济不买账。就像埃克森美孚明确讲委内瑞拉不具备投资价值，除非建立一个所谓的“合法政府”。这届美国政府的想象、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很多时候不准确、不稳定，是有问题的。基于这种错误认知所采取的行动、制定的政策和战略，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但是短期内会产生冲击，长期它会被证明是错误的。
第二，地区国家的主权反弹和历史记忆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会提高有形和无形的合作成本，会使它试图从这种战略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核心构想趋于破灭。
第三，资源消耗将会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事实上需要做的是收缩，但实际上它的范围如果是聚焦于西半球，然后做一轮强化，在资源上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消耗，导致它走向预期的反面。
新华网：从中长期视角看，冷战结束后至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帆：从美国的世界角色所经历的变化角度来看，它维持美国霸权的本质没有变，所变的是调整实施霸权的手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91年到2001年，是单极霸权扩张时期。美国作为单极秩序的强制塑造者，推行新干涉主义和北约东扩。
第二个阶段是2001年到2008年，是霸权困境的凸显期。美国通过反恐战争过度延伸它的力量，陷入了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国力开始透支。
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到2020年，是霸权调整与竞争期。美国从守成国家转向大国竞争，推出亚太再平衡，贸易政策转向经济民族主义。
第四个阶段就是2020年到2025年，整体上来讲呈现出收缩型霸权期，践行本土优先，实施选择性介入和战略收缩，加剧全球治理失序。
美国当前这种违背多边主义和时代潮流的霸权逻辑，必然导致国际社会对其抵制日益增强，未来多极化趋势已不可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