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7日，大年初一，凌晨3时。
肇庆火车站沉睡在夜色里。赖耀棠从值班室醒来，穿上藏蓝色制服，扣好领口那颗磨得发亮的纽扣，提起用了多年的对讲机，推开门。
站台上，灯亮着。远处传来火车的鸣笛声。
这是他36年职业生涯里，最后一个春运。
一
K950次列车将在4时进站，停靠4分钟。
赖耀棠站在站台边缘，面朝列车开来的方向，身姿笔直——那是军人的站姿，36年没变过。1990年他从部队退伍，退伍前一年他入了党，面对工作选择，他放弃了去乡镇工作的机会，选择进铁路。“做服务工作更适合我。”那年他24岁。
连结员、调车长、值班员、客运员……车站的所有岗位，他几乎干了个遍。行车岗位18年，他把“安全”刻进骨子里：夜班从不打盹，眼睛始终盯着信号、线路、每一趟列车。最惊险的一次，一个酷夏中午，时任调车长的他在货场作业完毕往回走，突然发现线路旁杂物因高温自燃冒烟，火光隐现，车辆就停在旁边！他果断冲上去，拖开可燃物，抢在火势蔓延前把火扑灭。
“火车不会等你，安全更不能等。”他说。
4:04分时整，K950次列车进站。赖耀棠转身面对旅客，接过一个老人手中的行李，提醒脚下安全。旅客行色匆匆，没有人知道，这位帮他们提箱子的客运员，正在完成人生中最后一次春运的值守。
4时08分，列车驶离。他目送列车远去，眼看手比口呼，确认站台清空。
然后走回休息室，等待下一趟车。
二
2008年，赖耀棠因高血压从行车岗调到客运岗。
站台组织是最辛苦的活。夏天，列车排出的热浪扑面而来，制服湿了干、干了湿，一天下来结满盐渍。冬天，下半夜的风像刀子刮在脸上，手脚冻得发麻。很多人不愿意干。
“不愿意干，那就我来呗。”他主动请缨。
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十几年里，他实现了“零投诉”。旅客问路，他总是先道一声“您好”；看见带大件行李的，他自然接过；遇到行动不便的，他主动搀扶。扩音喇叭他很少用——“声音太大了，打扰旅客。”
有一次，一名刚下车的旅客突然脸色惨白，捂着腹部蹲在地上。赖耀棠快步上前，得知是胆结石急性发作，立刻推来轮椅，上报值班员，拨打120，守在身边安抚，直到救护车驶离，才松了一口气。
“要将心比心，把旅客放在心上。”他说。
疫情期间，他感染过肺炎。从那以后，他一直坚持戴口罩——既为自己，也为了保护旅客。
说起赖耀棠，客运值班员李金元竖起大拇指：“有赖师傅在，我就放心。他在站台上，像一根定海神针。”
三
2025年年初，命运的考验来了。
他31岁的儿子，突发重病。经过几次大手术，一直住院卧床。
那段日子，是他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光。正值春运，他只请了两个星期的年休假，处理完家事，便回到岗位上。“能自己克服的困难，就不麻烦组织了。”他说得平淡。
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变成了一场接力赛。
妻子常年在医院陪护。儿子体格壮实，一米七几的个头，一百六十多斤，瘦弱的妻子护理起来力不从心。赖耀棠一下夜班，顾不上满身疲惫，赶回家按医嘱做好营养早餐，再匆匆送到医院。到了医院，帮着给儿子翻身、擦洗、做物理治疗，常常一忙就是大半天。
“一天睡不够四五个小时。”他说。
上班的时候，他只能委托小舅子去医院帮忙。外出时，他最怕手机响，“怕儿子有事。”
一个深夜儿子醒来，见爸爸还在床前守护，心疼不已：“爸，你回去休息吧，我没事。”赖耀棠没说话，转过身，这位坚强了一辈子的老兵，眼眶瞬间泛红。
可只要穿上制服，站上站台，他便依然是那个身姿挺拔、面带微笑的赖师傅。引导旅客、帮扶重点、组织乘降，一丝不苟。
四
今年7月，赖耀棠就要退休了。
春运开始前，他在车站工作布置会上拍拍胸脯：“今年是我最后一个春运了，好好干！”
凌晨的站台，列车一趟趟驶过。他站在灯下，迎接，目送。
4:15分新年的第一趟车消失在夜色中。站台空了，灯还亮着。赖耀棠缓缓走回休息室，坐在椅子上，摘下帽子，揉了揉眼睛。
再过一会儿，下一趟车就要进站，他还要去站台上站着。
36年了，最后一个春运，他要站到最后一刻。
凌晨的肇庆站，风很凉。
站台上的灯，还亮着，照着铁轨，照着即将进站的列车，照着一个老铁路人最后的春运。
文、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于敢勇 通讯员：陈忱、叶堪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