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广州第一四一期
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广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一街一巷都有悠远的故事，一砖一瓦都有隽永的记忆。《粤韵周刊》，与您一起领略这座城市厚重的记忆，领略两千多年包容开放的精神传统，领略绵延不绝的文脉书香；与您一起在历史的光照下，读懂今天，读懂广州，由此坚定文化自信。
怀士堂、孙中山先生铜像、惺亭构成了校园美丽的中轴线。
2024年11月12日，珠江之畔的中山大学喜迎百年华诞。100年前，孙中山先生手创中山大学于“开风气之先”的广州，亲题“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训词，表达了先生对中大“为社会福，为邦家光”的初心。
百年来，中山大学在岭南文化的滋养下，求真笃行，开拓创新，从广州文明路到五山街，从云南澄江到粤北坪石，再到广州康乐园，始终恪守“立大志，做大事”以及为国为民的精神信念，步履铿锵，引领风潮。如今，中山大学已成为扎根广州、珠海、深圳，拥有三校区五校园、文理医工农艺学科齐全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续写山高水长的精彩故事。
中大北门牌坊周围花团锦簇。（中山大学供图）
先生手创奔跑百年
100多年前，西学东渐之风登陆广州，这里开放包容，得风气之先。“中山手创”的国立广东大学就诞生于此，并在岭南文化的滋养下奔跑百年。中大康乐园北门曾是正门，乘船可直达天字码头。当年，中大校友陈小奇就在这里写下广为传唱的《涛声依旧》。穿过北门牌坊，进入校园，沿中轴线向南，会看到一座孙中山铜像，面朝滚滚珠江。沿途“世纪中大，山高水长”的标语随处可见。标语左上角是中大校徽，主体图案为一钟楼建筑。不过，这栋建筑既不是康乐园的格兰堂，也不是中山楼，而是位于文明路的广州鲁迅纪念馆。百年中大，风起于此。
康乐园内的孙中山先生铜像。
中山手创风起清贡院
广州鲁迅纪念馆所在地曾是清代两广地区科举考场广东贡院，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都曾在这里奋笔疾书。科举制度废除后，贡院变身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迎来了新的使命。1906年，学校广场建起了中大校徽中的那座大钟楼，后来鲁迅应邀到中大任教时，曾住在钟楼二楼。
1912年，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更名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广东高师），成为中国最早的六大高师之一。当时，民主革命思潮弥漫广州，但新式人才极缺，高校寥若晨星，除广东高师外，只有岭南大学等几所学校。1923年12月，孙中山到岭大演讲，讲台就设在怀士堂。面对激情洋溢的学子，孙中山却表情严肃，甚至有些忧虑，他说岭南大学很好，但中国要富强，“广东省必要几十个岭南大学，中国必要几百个岭南大学”。这也预示着一场关乎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已风起云涌。
一个月后，孙中山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其中，“文”便是将广东高师、法科大学、农业专门学校合并而成的国立广东大学，邹鲁为首任校长。当时，全国不少大学因经费不足而难产。广东大学能顺利开办，多亏有中山手创和广东人民的支持。中大校史馆里有一张当时广东各县的详细筹款表，涉及94个县，从珠三角到粤北、粤西、粤东，金额从300元到2万元不等。老百姓也纷纷募捐，据说，当时捐10元的，可登报鸣谢；捐100元的，能列入校史纪念；捐1000元，可将照片悬挂在学校礼堂上。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馆长徐俊忠说，中大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1924年11月11日，国立广东大学在广东高师礼堂举行成立典礼。据中大老校长许崇清回忆，有人曾看见孙中山在11月11日晚上请几位老朋友一起吃饭，便误以为这一天是他的生日，校务会遂将11月11日定为校庆日。其实，孙中山的真实生日是12日。1951年，中山大学时任校长许崇清致信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称从1951年起将中山大学校庆日改为孙中山先生诞辰日，即11月12日。宋庆龄回信表示赞成。此后，每年的11月12日就成了中大校庆日。
20世纪30年代的中山大学石牌校区 （中山大学供图）
因即将北上，孙中山未亲临国立广东大学的成立典礼，但手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训词，希望这所大学严谨治学、开拓创新，“立大志，做大事”，成为“全国最高学府”。这十字训词后来成为中大校训。中大校友陈平原教授说，中山先生一生不屈不挠，其精神就是中大的校魂。
孙中山逝世后，国立广东大学于1926年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以表达对先生的纪念。从此，“中山大学”被载入史册，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波澜起伏。一时间，各地掀起了创办“中山大学”的热潮。不过，为突出“中山手创”，1928年，国民政府一纸决定：“只留广州第一中山大学，以资纪念总理。”位于广州的中大成为当时仅有的一所纪念孙中山且以“中山”二字命名的学府。先生当年的训词至今还矗立在康乐园和五山，成为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的精神高地。
20世纪30年代的中山大学石牌校区 （中山大学供图）
筚路蓝缕逐浪五山街
中山先生给中大的训词为何会出现在五山华工校园？这背后隐藏了中大石牌校区筚路蓝缕的创业故事。国立广东大学由多所学校合并而成，校舍散落多地，本部在今文明路，法科学院在今法政路，农科学院则在东山。这些校舍相隔较远，建筑破旧，又地处闹市，不宜修习学问。国立广东大学创办之初，孙中山和邹鲁就计划在今五山街建新校区。当时的五山还属于石牌村，地处东郊，一片旷野，山冈起伏，池沼荡漾，“若加以合理之设计，则藏修息游，嘉惠学子不浅”。可惜，孙中山逝世后，这个计划被搁置。直到1932年，邹鲁重掌中大，才拉开建设石牌校区的大幕，计划分三期共六年建成。
昔日文明路校区
邹鲁邀请曾留学美国的杨锡宗和留学法国的林克明来设计石牌校区。中西合璧、洋为中用是杨、林二人的一贯做法。石牌校区整体布局以中国传统风格为主，西方工艺和建筑风格点缀其间。1934年秋，第一期工程完成，建筑随山势而筑，整体恰似古钟，寓意“九一八事变”之后警钟长鸣。建筑布局也颇有讲究，遵从中国传统礼制，如农学院位于钟的顶部，其他学院则在中轴线两侧对称布置，寓意“以农为本”的理念。各大片区、山峦、池沼和道路多以中国名山大川、大江大河命名，“使入本校者，悠然生爱国之心”。当年，农、工、法三院首先迁入。次年，第二期也顺利完工，中大校本部与文、理两学院迁入。因受到中大学术氛围的感召，社会名流、国内外学术团体和组织到此参观络绎不绝，被誉为广州新的“文化城”。今天，在五山路一带的大学校园内漫步，触目尽是“扬子江路”“黄河路”“珠江路”“洪泽路”“嵩山路”等字样。可以想象，20世纪30年代，每天在名山大川、大江大河间读书学习、潜心研究，怎能不激起为国家而奋发向上的读书之心？
从闹市里的文明路到石牌新校区，中大迎来快速发展，到1937年，就拥有文、理、法、工等7个学院23个系以及天文台等19个附属单位，办学水平跻身全国大学前茅，成为海内外知名学府。校园规模宏大，时有“中山大学校，半座广州城”之说。
五山路口的国立中山大学牌坊。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高鹤涛摄
枝繁叶茂潮涌康乐园
正当石牌校区第三期建设如火如荼之际，“七七事变”爆发，神州大地烽烟四起，中山大学等全国众多高校踏上了艰难的迁徙征途。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共同组建的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更名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天忠说，当时，中大数迁校址，刚开始迁往广东罗定，但条件较差，连政府拨款都无法收到。后因形势变化，又迁往云南澄江，并在昆明、香港等地设办事处。两年后，中大又迁徙至粤北韶关坪石，再辗转粤东、粤西、粤北及湘南等地。颠沛流离中，教学环境极其简陋，庙宇、祠堂、围屋乃至自建的简易房屋均成为授课与办公的场所，直至1945年10月，师生才得以重返广州。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亟须工科等专门人才，而当时全国200多所高校中工科占比低、规模小。1952年，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高校院系大调整拉开序幕。当时，广州有中大与岭南大学两大学府。岭大由外国传教士创办于清末，曾迁往澳门，后迁回广州并由华人接管。历经两次院系调整后，原中大工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被调出，成了今天的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天文、地质等专业则并入南京大学、中南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原中大和岭大等省内外十多所高校的相关文理科组成以文理科为基础的新中山大学，校址也从石牌迁至岭大所在的康乐园，而华工与华农继续留守石牌校区。这就是中山先生的训词出现在华工校园里的原因。至今，位于五山路入口处的“国立中山大学”牌坊上还悬挂着“华南理工大学”与“华南农业大学”的铭牌，形成了“一牌坊三名校”的独特景观。今天广州的众多高校大多源自中大，可谓是花开朵朵，枝繁叶茂。
康乐园人杰地灵，曾是中国“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的栖身之所。谢灵运为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后被封康乐侯，广州康乐园正得名于此。安居康乐园之后，中大迎来更为高光的时刻，如今已发展为立足广州、珠海、深圳的三校区五校园，拥有文理医工农艺齐全学科布局的综合性大学，跻身全国第一梯队。
中山大学怀士堂。
精神信念自觉担当
诞生于广州的中山大学，由近代西学东渐和民主革命思潮共同孕育，较之国内其他百年学府，中大的百年或许更能反映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之路。那么，中大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学校？孙中山《大学条例》第一条便“刻画”出中大的“样子”，“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讨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而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以促社会道义之长进，物力之发展副之”。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馆长徐俊忠教授说，中大从一开始就有着对国家、民族、民众自觉担当的精神信念，并在众多领域开风气之先。这，或许就是中大的独特画像。
走过长长步梯，步入知识殿堂。
扎根大地求新知殷墟甲骨惊天下
中大创办初期，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鲁迅、冯友兰、赵元任、杨成志、商承祚等大师云集，沉淀深厚文脉，培育国之栋梁。中山大学曾自豪地以“天地人”为序，介绍其享有盛名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语史所）、两广地质调查所及天文台等，他们多诞生于民族多难之时，历经磨难，却扎根大地，开创“知识生产新范式”。
1926年，刚从柏林大学毕业的傅斯年接替郭沫若出任中大文史科主任，并兼任哲学、历史两系主任。这位31岁的“海归”甫一上任，便对语言学、历史学倾注心血，连写两封快信，邀请昔日北大旧友、史学界权威顾颉刚南下广州，创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值得一提的是，中大语史所走出书斋，深入社会民间采风问俗，到田间乡野实地发掘，获取新知识。傅斯年说，研究历史不是钻进故纸堆，厚古薄今，而是“认识古代的真面目，看清整个历史的环节”。顾颉刚在“中大语史所”周刊的《发刊词》中也说：“在前人的工作之外，开出无数条道路。”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天忠用“掘地”和“旅行”来概括这种做学问的方式。“掘地”就是考古挖掘，“旅行”则是田野工作。1928年3月，傅斯年看到一则新闻称，有人在广州番禺发现一古墓，他立即前往观察、测量。此后，史语所学者又奔赴广西、云南等地，调查少数民族习俗、文化。语史所成立前，北大国学门被视为中国近现代最早的人文学术机构，但不少教授遭受北洋政府刁难后南下，兼容并包的广州对他们张开双臂。再加上国民大革命中心的感召，北方及域外著名学人纷纷来到广州，加盟中大。几乎濒于熄灭的中国现代人文学术之火又在珠江畔熊熊燃烧。
就在此时，国民政府确定“中央研究院”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蔡元培兼任院长。傅斯年迅速找到蔡元培，希望参照中大语史所模式，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当年10月，傅斯年的愿望成真，广州又多了一个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殿堂。
史语所早期骨干多出自中大语史所，很多教授一度在两个机构兼职，同时，两个机构的学术理念、研究方式也一脉相承。傅斯年在史语所的第一项工作便是派中大教授董作宾到河南发掘殷墟。董作宾首次发掘，便获得800多件甲骨文残片，这是殷墟的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找到了更多的汉字源头，可谓“一片甲骨惊天下”。曹天忠说，当年发掘甲骨文，场地虽然在河南安阳，但计划和源头在中大语史所。可以说，从中大开始，中国学术研究逐渐告别“从纸面到纸面”，走向科学化、集众化、本土化，对中国高校、研究机构影响深远。
珠海校区天琴中心
瞭望苍穹心向大海首登西沙群岛科考
语史所将人们的认识推向历史的深处，中大天文台和两广地质调查所则将人们的视野引向浩瀚宇宙和苍茫大海。广州自古就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20世纪20年代，广州诞生了中国高校第一座天文台。这位拓荒者就是中大天文学教授张云。中大创校之初，张云就开创了中国首个数学天文学专业。他深知，学术研究不能徒攻理论而无实习。几经周折之后，他终于在中大校园内的山岗上建起了中大天文台。广州越秀中路125号大院的山岗上矗立着一座八角形塔楼，这便是1929年落成的中大天文台，比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还要早5年。
天文台建立之前，因缺乏精准的经纬度数据，广州时钟难以统一，时间概念混乱。天文台建成后，张云经过严谨测量，每天正午通过广州市播音台播报统一时间，广州人从此有了标准时间。当时，世界著名天文台多建于北纬40度附近，而中大天文台则位于北纬20多度，观测范围广阔，受到国际天文学界的重视。国际天文联合会变星委员会曾邀请中大天文学家参加联合观测变星活动。1952年，中大天文台仪器设备连同天文系一并调入南京大学。如今，天文台旧址立有张云的雕像，他仰望天空，右手高高扬起，仿佛在讲述他在广州看世界和探索苍穹的精彩故事。
张云注目宇宙，丁颖等则奔向大海，两个不同领域，共同见证了中大人放眼世界的探索。1927年6月，广州创办两广地质调查所（后划归中大），开创了中国人在两广开展地质调查的先河，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任所长。1928年，包括中大教授丁颖等人在内的中大科考队一行16人，乘“海瑞”号军舰，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西沙群岛的科考，写下了130多页的《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让国人首次较为全面地看到西沙群岛的全貌。同年7月，国民政府将西沙群岛矿产拨归中山大学管理和开采。后来，中大人还前往台湾岛进行科考，课本上著名的《日月潭》就摘自中大科考人员撰写的考察报告。今天，中山大学康乐园中轴线旁有一座“两广地质调查所纪念”的石碑，石碑虽小，却是中大人心向大海、科教兴国的见证。
当时，除语史所、两广地质调查所等外，中大还有文科、农科等众多研究所。中大人扎根大地，重视实践，就如曹天忠所说，中大的学问“不仅是用手、用脑，而更是靠两只脚走出来的”。正是如此，1935年，中大与北大、清华一起，成为首批有资格设立研究院的三所高校。这也是岭南人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生动写照。
深圳校区图书馆
追求真理敢为人先中大率先开讲《资本论》
中大教授黄天骥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他曾说，岭南文化“务实是第一位的”，其次，只要是好的东西，“都敢去包容”。中大的治学传统与学风深受岭南文化影响。粤北韶关有一个叫坪石镇的地方，位于广东、湖南交界，京广铁路（旧时粤汉铁路）贯穿其间。抗日战争期间，中山大学从澄江迁往坪石办学，会聚了一群甘于授业于乡野的学者，王亚南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王亚南是谁，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但说起《资本论》，则人人皆知。其实，王亚南就是《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者之一。1938年，他与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三大卷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翻译出版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为当时的中国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但与一般的翻译家不同，他不止于翻译，还将译作带入中大的课堂，让这所流离于古道乡间的大学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资本论》的学府之一。有学者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传播《资本论》，是要冒生命的危险，但王亚南毫不畏惧，他不仅讲述《资本论》，还用其理论剖析中国的具体经济现象，深入浅出、生动有趣，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王亚南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后来他发现和培养了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被作家徐迟誉为“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
1944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来华，专程来到粤北坪石一周，与王亚南等人探讨学术。《李约瑟文录》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我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并曾到达遥远的东南。一个炎热的夜晚，在粤北坪石河旁的阳台上，我和王亚南在烛光下谈到了……”当时的粤北坪石，中大学子不仅能听到王亚南讲述《资本论》，还能聆听许崇清的哲学思考、朱谦之滔滔不绝的演说以及马思聪的美妙旋律。岭南开放包容的氛围让这批“坪石先生”在战火纷飞中，甘愿忍辱负重，为国为民，笔耕不辍。
北校区医科红楼
厚重硬核勇立潮头
中大人始终恪守为国为民，“立大志，做大事”的信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大迎来新的辉煌时刻。1951年，曾多次执掌中大的许崇清被任命为中大校长，他主张“教育事业是不能单独发展的教育事业，要适应着社会底（的）发展，以谋自己底（的）发展，因而并推进社会底（的）发展”。正是这种理念，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大人，继续脚踏实地，观天探海，为城市发展，为民众幸福，为国家富强，筚路蓝缕，勇立潮头，书写更为绚丽的篇章。
躬耕乡野以虫治虫蒲蛰龙倾心为民生
1962年3月11日，首届“羊城音乐花会”上，中大教授蒲蛰龙的琴音让众人沉醉。聆听了他演奏的《新疆之春》与《小夜曲》后，有人好奇地问他：“您是科学家，整日与昆虫为伍，何以与音乐结缘？”蒲蛰龙微笑答道，他习惯每天清晨以小提琴迎接曙光，甚至在实验室也备有一把，工作疲劳时，“会拉上十几分钟，直到音乐的旋律卷走了疲困，我又回到我那些心爱的虫儿中间去”。
蒲蛰龙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籍广西，小时候在广州读书时，经常到郊区游玩，目睹农民因虫害而颗粒无收，便立志消灭害虫。广东不少地方都有松毛虫害，上大学时，蒲蛰龙常到林地捉松毛虫，带回学校，边喂养边研究，由此写出的毕业论文获中大“毕业论文奖”和“优秀成绩奖”。后来，蒲蛰龙曾利用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虫，开创了中国现代生物防治的新篇。他将赤眼蜂放入蔗田，让它们将幼虫寄生在蔗螟卵中，幼蜂靠吃卵中的营养长大，从而让蔗螟幼虫无法存活。赤眼蜂极小，只比人的头发丝粗一点。起初，人们不相信它们能对抗甘蔗螟虫，有一次，刚好遇到台风，普通田地的甘蔗因被甘蔗螟虫蛀空，台风一吹就倒了，但放养了赤眼蜂的蔗田里，甘蔗却完好无损。蒲蛰龙“以虫治虫”成为传奇，后来在全国推广。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仍沿用这一方法。
作为广东“粮仓”之一的广东四会县（今四会市）大沙乡，在改革开放前后遭遇水稻虫害危机。蒲蛰龙得知后，多次前往。当时从广州去大沙，道路崎岖不平，其间还要转搭渡船，但蒲蛰龙前后去了三四十次，一去就待上半个月，甚至几个月。最终，他用“以菌治虫”等方法消灭了害虫，解决了百姓吃饭的大问题，就连联合国粮农组织都派代表团前来他的试验田参观取经，蒲蛰龙也因此荣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
以科研服务社会，蒲蛰龙只是一个缩影。同一时期，陈心陶助力消灭了中国血吸虫病；廖翔华解决了广东人养殖的鱼类容易生病的难题……他们的故事，让徐俊忠教授深感自豪，“他们为国家、社会、民众作出了巨大贡献，令人非常感动。”改革开放后，国家号召大学成为“教学与科研的中心”。中山大学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敢为人先，自1978年起便恢复与欧美等国家的学术交流，重构学科体系。中大人还开展宇宙引力波研究等前沿领域探索以及种子研发等应用学科，更好地服务国家、造福社会。
回校参加活动的校友欢乐合影。
观天探海“为邦家光”最强大脑“为社会福”
2024年金秋，中大常务副校长杨清华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赵长印手中接过“中大天文星”命名牌匾，中大由此成为中国唯一拥有两颗以校名元素命名小行星的高校。从中大天文台到中大天琴中心，中大人对宇宙的探索从未停歇。在珠海凤凰山顶，中大“天琴计划”激光测距台站巍然矗立，徐俊忠说，这个计划的目标，是2035年前后在约10万公里高的地球轨道上部署三颗全同卫星，构成等边三角形星座，宛如太空中的一把竖琴，聆听宇宙深处的引力波。
从西沙群岛科考到南极探索，中大与海洋的渊源更为悠久。近年来，中大更是构建了自己的科考“舰队”，包括“中山大学”号、“中山大学极地”号和“珠海云”智能科考船，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2024年盛夏，30余名科学家搭乘“中山大学极地”号，在中国高校中首次完成北冰洋科考，顺利执行多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中山大学”号海洋综合科考实习船 （中山大学供图）
中大的高科技探索还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在广州，每当雷雨天气来临，你是否会收到天河区、番禺区强降雨的预警信息？这些信息的背后，就有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超算中心）的功劳。中大东校区的超算中心被誉为“最强大脑”，赫赫有名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就落户于此。超算中心的强大吸引力让更多年轻人扎根广州，黄聃就是其中一位。2019年，留学回国后，他进入超算中心从事教学和科研攻关工作，如今已是副教授。他说，依托中山大学，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已成为全球用户数量最多、利用率最高、应用范围最广的超算中心之一，也是唯一入选全球超算中心五强的中国超算中心，不仅承担了基因测序、引力波研究等“大国重器”任务，还服务于汽车、高铁、地铁等社会民生，特别是广州的天气预报，经超算中心的优化赋能，能够每12分钟预报一次未来6小时的天气，分辨率精确到1公里。
东校区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
心系大国重器，赋能民众生活，勇喝“头啖汤”，这源于中大对百年“为社会福，为邦家光”之初心的恪守，也源于广州的文化土壤。再一次站在中山先生的铜像前，百年前“立大志，做大事”的教诲仍在耳畔回响，伴随着“白云山高，珠江水长……”的旋律，很多人仿佛回到了那个青春岁月。中大校友刘先生记得，20多年前来到中大，第一次听到这旋律，对中大的爱就深入骨髓。
百年中大，仍在路上。中山大学校长高松说，面向新的百年，中大既要继承知行合一的传统，守正创新，也要追求更加卓越的发展目标，努力从“大”到“强”。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广东地处开放前沿，历来开风气之先。面向下一个百年，中大要继续发扬百年历史沉淀下来的务实、开放与包容的文化传统，秉持更大格局与胸襟、魄力和勇气，锚定教育强国战略目标，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孙中山
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讨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而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以促社会道义之长进，物力之发展副之。——孙中山公布《大学条例》第一条
出品/江永忠、许芳
策划/关雅文、周娴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张忠安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廖雪明（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