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洪流之下，媒介变得越来越“聪明”。数据的投喂、算力的迭代、算法的心机，让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介和商业消费平台）得以精准掌握用户需求，高效投合受众口味，无缝衔接消费场景。
反思也伴之而生——去年12月上旬，全球首个国家层面的“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将无法登录和使用任何社交媒体平台。丹麦、马来西亚等国亦宣布将推出类似禁令。“一刀切”是否必要和可行，尚待深入探讨。然而，这些国家的选择，确实值得所有人深入思考——AI魔法之下的智媒体，究竟是我们后代“增智”的阶梯，还是人类大脑“降智”的陷阱？这些问题，都是尚在萌芽的“AI人文学”应该探究的命题。
精准传播，但不应鼓励投喂感官
何谓“智媒”？简而言之，就是用人工智能技术重构内容生产与传播全流程的媒介。其核心特征在于技术驱动、全流程智能化与系统化整合。它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惊喜、显著的便利，以及无穷的想象空间。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条道路上充盈的，并非只有单向度的技术欢歌。智媒的“过人之智”，在一些时刻，正在催生并异化为另一种“反智”。
令人警惕的“信息茧房”，正在织就。
哈佛大学教授桑斯坦提出的“信息茧房”理论，在AI时代得到进一步验证。算法通过“协同过滤”，极易将用户“圈养”于看似“个性化”、实则高度“同质化”的信息孤岛之上。这种“精准的愚弄”，暴露了算法的伦理缺陷：它满足“欲知”却忽视“应知”，以个性化、精准化之名，行认知窄化、思维固化之实。
鉴于此，国家四部门专门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深入整治“信息茧房”、诱导沉迷等问题。由国家出手，公开直面“信息茧房”，予人启示和省思。这也是一个信号——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我们必须对技术保持警觉。
“数字反智主义”的陷阱，正在扩张。
碎片化、娱乐化、快餐化、“幼齿化”……这些趋势如同温水煮青蛙，让人不知不觉地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如，某平台为追求点击率，刻意放大社会矛盾，通过“男女对立”议题引爆话题；又如，一些自媒体放大焦虑的“毒鸡汤”，一度甚嚣尘上，造成“现象级”传播……
当算法推荐过度迎合感官，当知识被切割为碎片化的“梗文化”，当严肃思考被娱乐化倾向消解于无形……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笔下的“拟像社会”图景，便成为一种警示：人们沉迷于符号的狂欢，却与真实世界渐行渐远。
浅阅读导致的“AI依赖症”，已经形成。
在“信息茧房”对公众认知的“宠溺”下，智媒时代的“AI依赖症”，可能潜移默化地重构人类的生存方式。而这种“重构”，若缺乏预判和制衡，可能导致人脑乃至人体功能的某种退化。
仅以阅读为例，AI的助攻，让“浅阅读”变得富有诱惑力，也多了几分“正当性”“潮流化”。美国学者马克·鲍尔莱恩在其《最愚蠢的一代》一书中写道，美国年轻人正在被手机、社交网络等各种娱乐消遣工具所淹没，其中充斥的大量幼稚肤浅内容，正在妨碍他们在历史认知、公民义务、国际事务判断等方面与成年人的“真实世界”进行必要的接触。在AI赋能的智媒时代，上述负面趋势正变得更加令人担忧。
价值引导，如何促“增智”防“降智”
欲令“智媒”增智，而非降智或“反智”，不能奢望“顺其自然”，更不能只靠平台自身的“自律自觉”。
从监管维度看，须实现“自律+他律”。
一方面，必须让“流量逻辑”植根于“公共价值”。如，可借鉴专家建议，要求平台定期公开算法推荐逻辑，接受第三方机构对“信息茧房”效应的技术评估。又如，行业协会应牵头制定智媒内容推荐标准，对利用算法散布伪科学或低俗信息、煽动情绪对立等行为，可实施“流量限权”，并建立黑名单共享制度。
另一方面，必须在“精准”与“多元”之间寻找平衡。网信部门可探索建立算法备案审查与动态监测体系，要求平台对热搜榜单、信息流推荐等核心功能提交伦理风险评估报告，对屡次触碰价值观红线的企业采取阶梯式处罚——从内容下架、限期整改、暂停新用户注册直至全平台封禁。
从主流媒体维度看，应以“定力”求“转型”。
主流媒体是推动“智媒向善”的主力军和压舱石。因此，既要增强流量思维，积极拥抱新的AI技术、掌握新的算法技巧，通过精准推送提升传播效能；又要避免出现主流媒体向商业算法逻辑“缴械投降”之局面，更不能在导向、标准上唯后者马首是瞻。一方面，主流媒体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择其善者而从之。应大力借鉴算法推荐的技术框架，优化正能量内容的传播效能，但亦应避免以流量为唯一评价向度。另一方面，还要加强议程设置，避免被商业算法、“暗箱推荐”、平台“人造热搜”绑架舆论走向。
唯有如此，主流媒体方能善用AI工具提升传播力，同时坚守内容把关人的角色，通过设置公共议题、强化事实核查、提供多元观点、善用价值引导等方式，在塑造健康的信息传播秩序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徐锋（作者是AI人文学研究者，本文为广州市宣传思想文化人才项目成果摘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