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载耕耘结硕果，汇智聚力启新程。
2025年是“百千万工程”实现三年初见成效的关键一年。广州作为超大城市，既承载着推进自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时代课题，也肩负着带动全省、改革探路的省会担当。超大城市如何推进乡村振兴？怎样以省会优势辐射赋能粤东西北？在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中如何实现跨市协同发力？
广州日报举办专家圆桌会，邀请多位“三农”领域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及行业领军人士，围绕“百千万工程”中的重点议题复盘实践成效、解读创新打法、探讨机制突破，为广州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凝聚智慧、共绘蓝图。
三年实践初见成效：城乡收入差距收窄内生动力显著激活
广州日报：2025年是“百千万工程”实现三年初见成效的节点。基于您的观察，如何评价广州现阶段工作的成效与特点？哪些实践让您看到了孕育“广州经验”的苗头？
吴志才：广州现阶段工作的成效与特点可总结为以下两点：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收窄，“面子”“里子”同步提质；内生动力显著激活，“城乡融合”“产城融合”“老城新活力”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吴志才 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广东省“百千万工程”专家智库首批专家委员；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
我从以下实践中看到了孕育“广州经验”的苗头：一是“老城新生”伙伴计划，成功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长效机制，解决了社会资本“如何进入、如何持续、如何共赢”的普遍难题。二是“国企引领+多元合作”的乡村开发模式，如珠江实业集团在从化区南平村打造“静修+”业态，这种模式以国有资本降低前期风险，从而撬动社会资源。三是“科技赋能产业融合”的增收路径，如荔枝冻眠技术、无人智能农机等展示了将超大城市的新质生产力转化为乡村产业竞争力，为农业溢价和农民增收提供了路径。
沈燕芬：我留意到广州在推动“百千万工程”中避免了“就农村谈农村”的局限，展现了超大城市治理智慧。例如，广州将2864个村社的发展纳入全市“一盘棋”统筹，通过“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等行动，引导城市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活水”源源不断流向乡村，形成外部帮扶与内生动力联动的有机整体，从中将孕育更多“广州经验”。
应重点探索的领域：可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走在前列
广州日报：作为有城有乡的超大城市，广州在推进实施“百千万工程”中被赋予“树标杆、作示范”的使命。您认为，广州应重点探索哪些领域，为全省乃至全国探索出具有超大城市特色的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广州方案”？
罗明忠：首先，广州可以在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走在前列。广州核心城区对周边城郊区域和乡村可以发挥重要的带动和辐射效应。“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在既有基础之上，广州市已经实现了农村公路“村村通”，部分区域甚至实现了“户户通”。未来，广州市有责任加快推进农村基本生活条件的软硬件建设，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进一步延伸。
罗明忠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广州市新型高校智库重点基地—乡村振兴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其次，可以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方面作示范。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广州市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绿美广州生态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等重点工作，在打造“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和和美美”村庄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下一步必将可以有所作为。
再次，可以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上承担更大担当。广州聚集了华南地区重要的农业教育科技和人才资源，拥有多个国家级平台试点，还有可供发展的海洋与陆地资源，通过交叉融合，平台整合和体制机制创新，可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展现示范引领作用。
最后，可以在破解“城乡共同富裕”关键难题上树标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最大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2025年，广州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缩小至2以下，在推进城乡共同富裕上已经迈入了新阶段。未来一段时期，需要在进一步深刻领会“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从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城乡共同富裕，并探索形成一套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
吴志才：广州作为有城有乡的超大城市，应重点探索以下领域：一是城乡双向循环。利用广州城区的资本、技术、人才优势，在北部乡村地区发展医康养、农文旅体、未来产业等新业态，打造“反向飞地”，使得传统的“农村→城市”单向输出转变为“农村↔城市”双向循环。
二是城乡公共服务。优化提升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加强旅游公路、碧道等慢行交通向乡村延伸，同时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向乡村辐射，打造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三是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发挥广州北部山区生态资源优势，在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基础上，探索“生态银行”“碳汇交易”等模式，让生态保护成为乡村增收动力。四是搭建跨区域协同平台。与清远、梅州、湛江等地搭建基础设施互联、产业协调发展与转移等平台，形成大都市圈带动区域发展的范例。
引领区建设要点：立足南昆山、罗浮山生态本底与特色资源
广州日报：广东正在推进跨市域的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从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示范的角度，您认为这项工作的要点是什么？广州如何做好在引领区中的角色？
刘立军：从森林康养的角度，我个人认为此项工作的要点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以存量做增量。真正意义上的森林康养并非需要豪华的设施设备，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以提升，特别是理念和模式的转变至关重要。
刘立军 林业和草原森林疗养与健康促进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林学会森林疗养分会首届理事长、首席顾问
二是普惠性与产业性有机结合。森林康养首先具有普惠和公益特性，需让广大公众享受到森林及其自然环境对身心健康的康养效果并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对于那些有需求有意愿进行定制化、差异化服务的个体或小众群体则采取产业模式，以提升健康促进和自然疗愈的效果。
三是融入本土特色。在森林康养领域，我国的中医药疗愈备受国际社会的青睐，然而中医药因地域、风俗习惯等的不同，有适合当地的诸如苗医、黎医、藏医等。再比如温泉也是如此，广州的地热温泉资源丰富，温泉作为森林康养这副“中药”中的一味药，可与其他自然疗法形成复方，有针对性地用于目标群体。
谢治菊：推进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首先要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立足南昆山、罗浮山生态本底与温泉康养、中医药文化等特色资源，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搞同质化开发，而是深耕生态文旅、康养旅居、绿色农业等业态，把生态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经济优势、富民优势，为全国生态型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蹚出可复制路径；其次要打破跨市域行政壁垒，跳出县域各自为战的局限，建立规划同编、产业同链、市场同体、利益共享的协同机制，通过项目共建、税收分成、指标统筹等制度设计，为全国跨市域镇村联动发展提供制度示范；最后要锚定共同富裕根本目标，牢记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既做好外部精准赋能，更聚焦培育内生动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镇村群众。
增强乡村内生动力：做到“市场导向、内生驱动、共赢发展”
广州日报：广州正通过“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等行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结合您的观察，广州在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方面，有哪些创新做法值得肯定？未来还需在哪些机制建设上持续突破，以形成可复制的“广州经验”？
谢治菊：广州在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上的创新实践，始终紧扣“市场导向、内生驱动、共赢发展”逻辑，既打破了城乡要素流动壁垒，又守住了共同富裕底线，成效值得肯定。其关键在于跳出“简单号召、单向投入”的误区，构建起“政策赋能+要素保障+场景搭建”的全链条支撑体系：在政策层面，出台农业龙头企业梯度培育、涉农项目税收优惠、金融贴息等精准支持政策，降低企业下乡门槛；在要素层面，创新农村土地连片流转、集体资产量化入股模式，打通土地、资本向乡村流动的通道；在场景层面，依托广州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势，搭建“科技+农业”“品牌+农产品”“文旅+乡村”合作平台，既吸引极飞科技等企业落地智慧农场、数字养殖项目，又推动连锁商超、电商平台与镇村建立直采合作，实现企业盈利与乡村增收的双向共赢。
谢治菊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同时，广州始终把激发内生动力作为核心目标，不搞“输血式”帮扶，而是通过“外引智力+内育人才”双轮驱动，选派科技特派员、乡建导师下沉一线，深入实施粤菜师傅、农村电商、高素质农民培育等工程，每年培育千余名本土技术骨干和乡村工匠，让村民从发展旁观者转变为参与主体、受益主体，真正激活了乡村自我发展的“内生引擎”。
吴志才：我觉得广州有以下创新做法值得肯定：一是产业链赋能模式，企业不仅提供资金，更通过技术导入、品牌共建、渠道共享等方式，与乡村产业深度绑定。如从化区“UMIZZ柑橘星球”等。二是“红联共建”党建促振兴，推动国企、民企党组织与村镇党组织结对，通过组织联动带动资源下沉，将企业治理经验融入乡村治理，提升协作效率。
未来还可在以下机制建设上持续突破：一是“人”方面，建立常态化产业人才需求监测与反馈机制，与企业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建实训基地；联动企业、协会、高校与政府，合作开展乡村创客、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育项目，探索可持续的创业模式。二是“地”方面，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机制，鼓励村集体以土地、物业等资源入股企业项目，还要完善退出与风险防控机制，制定企业中途退出的资产处置规则，保障村集体可持续运营能力。三是“钱”方面，创新“公益性+经营性”项目打包模式，实现“肥瘦搭配”，提升项目对企业的整体吸引力和可持续性。积极推进碳排放权、用能权等生态资源权益市场化交易，完善林业碳汇的“林票”交易机制，吸引企业资本进山入林。
未来大胆变革方向：推动产业深度融合打通人才流动通道
广州日报：面向“五年显著变化、十年根本改变”的目标，您认为广州最需要坚守什么，最需要大胆变革什么？
吴志才：我认为广州最需要坚守的是市场化发展与集成式改革、因地制宜与功能协调发展。需要大胆变革的是：一是深化推进要素流动，如在土地方面，需进一步探索点状供地、混合用地等灵活政策，整合零散地块探索打造“土地银行”来对接企业用地需求。二是推动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农文旅、医康养等业态从“简单叠加”转向“化学融合”，并利用广州产业优势在低碳智慧、生物科技等未来产业方面打造乡村新质生产力。三是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更加优质的医疗、教育、养老、托育等服务覆盖到远郊乡村，缩小城乡生活品质差距。
沈燕芬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增城星级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
沈燕芬：根据个人观察，目前广州乡村发展仍缺专业运营人才，企业派驻人员难以扎根。广州需要大胆变革来打通“人才双向流动”的制度通道，我建议建立“乡村CEO”聘任制，面向社会招募项目经理，由镇政府、企业、村民代表共同考核；同时推动国企、高校专业人才“组团式下乡”，职称评定与乡村振兴服务年限挂钩，在“百千万工程”中汇聚更多人才力量。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方晴
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