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影片《美国骗局》正是改编自FBI历史上最著名的钓鱼执法案。
纵览中华史籍，钓鱼执法早已有之，隋文帝杨坚就曾用“钓鱼”来反腐。《隋书·刑法志》载：“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因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杨坚为整肃吏治，暗中遣人以财物试探官员，一旦收受便即刻处斩，手段酷烈、震慑力极强。由此“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显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以贿伏诛”，一时间官场震恐，贪腐之风暂息。但是，依赖猜忌与狠厉的反腐模式，既无制度支撑，亦无道义根基，终究难以长久，延至隋炀帝时代，贪渎之风遍地开花。
有趣的是，数十年后，唐太宗李世民也曾效仿此法，结局却出人意料。《资治通鉴·唐纪八》载：“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赇，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太宗闻言醒悟，欣然纳谏，放弃了这一权术。裴矩之谏，道出千古至理：公权当守正道，以试探诛心，以诱骗定罪，本身便是对道德与法度的背离。即便在千余年后的今天，这一理念仍被现代法治普遍认同。
从杨坚的酷烈杀伐，到李世民的从谏如流，两种选择折射出治理逻辑的根本分野。钓鱼反腐看似高效，一钓一个准，实则治标不治本。诱饵虽能钓起几条“鱼”，却无法钓尽一江之鱼；权术可震慑一时，却不能规范长久。若依赖诱捕反腐，只会让官场人人自危，非但不能根除贪腐，反而会撕裂政治伦理。
真正的长治久安，从来不在奇谋巧计，而在建章立制。早在西汉，汉武帝便给出了更成熟的答案。元封五年，武帝将天下划为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专职监察，并颁行《六条问事》，明确监察边界与权责，堪称古代版“清单式监督”。六条之中，既约束豪强横行，又惩戒郡守贪腐、滥刑、任人唯亲、纵容子弟，条条对准权力乱象要害。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刺史制度评价颇高，“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这套体系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吏治根基，更成为后世监察制度的蓝本。
古今中外的反腐实践早已证明：权术可收一时之效，制度方为正本清源之策。反腐没有捷径，更无侥幸，唯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明规严矩划定边界，以公开监督制约行为，才能真正实现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此正所谓：
钓鱼非良方，
反腐靠纪纲。
只要法网密，
何须放线长？
（广州日报评论员 连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