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松
《橘红》广州首发式上的粤剧《帝女花·香夭》表演。
粤好书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化州橘红成为广受关注的“广货”代表，这也让更多人开始好奇——橘红到底是什么？
橘红，不仅是岭南一味家喻户晓的药材，也是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松的最新长篇小说书名。在《橘红》中，橘红是联结几代人命运的情感纽带，象征着历经磨难却始终不改的温润与坚韧。
王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多次来广州采风，研读大量地方文献，一点点“啃”出历史细节，才写出这部“一点一点在心里长出来”的心血之作。
为还原岭南风貌，天津作家赴广州近20次
《橘红》以广东特色中医药材“橘红”为线索，以交流粤剧的旅津广东音乐会作为广州与天津的联结，讲述了秦家、周家、那家等家族在广东与天津两地之间，跨越南北，先后六代人180多年间的浮沉往事，于历史洪流中见证岭南文化的生生不息。
小说中的故事场景多发生在广府地区。这里得风气之先，采中原精粹，纳四海新风，形成“既守传统又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气质，中药与戏曲便是其文化气质的生动体现。个人、戏台和历史事件相连，城市的千姿百态、民间的五行八作，人物的命运浮沉都在其间。
为真实还原岭南风貌与粤剧生态，王松赴广州近20次，实地考察，走访现场。附在小说后面的“广州行迹·《橘红》手记”，达40页之多。他在责编寄来的两大箱资料中“啃”出历史细节。为还原历史现场，王松将不同时期的广州地图挂满书房，并反复实地走访西关、沙面等地，“写到的地方都是真实存在的，我都亲自去过，而且不止一次”。
谈及创作感悟，王松动情地表示：“写到最后的时候，我已经爱上了我写的所有人物。”他说：“一方面是被情节感动，另一方面是依依不舍——我知道这本小说写完了，就要和书中的秦小驹、秦朗、那尔妏等人一一告别了。他们在我脑子里有血有肉，我能闻到他们身上的气味，就像我的亲人一样。和他们分别，就像送亲人走的感觉。”
除了具体情节，小说的文字本身也营造出一种绵长的余韵。评论者指出，《橘红》的整体叙事遵循“古雅、留白的朴素美学，以白描为主，言近旨远”，这种含蓄节制的写法，让情感的流露不在于辞藻的堆砌，而在于字里行间的意蕴，使得那份缠绵与怅惘更加耐人寻味。
这部小说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六期支持名单，并获广州市文艺精品专项经费扶持，同时登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具影视改编潜力文学IP榜”。目前该书已入选“中国好书”1月—2月榜等多个重要榜单。
以“笨功夫”写出广州的“实感”与“心气”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高度评价《橘红》的艺术成就。他指出，王松成功地处理了小说创作中最难把握的“虚”与“实”的关系——既以扎实的细节还原了广州的街道、饮食、粤剧唱腔与市井生活，又通过虚构人物的命运，传递出一种坚韧不拔的“心气”。
“小说不是靠概念堆砌，而是靠形象和生活来承载精神。”谢有顺强调，《橘红》之所以令人信服，正在于王松下了“笨功夫”：他将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板，把大时代藏于小人物的日常抉择之中，让读者在秦小驹失明仍登台演出、秦朗返乡创业等情节中，感受到岭南文化“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力量。他还特别提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广州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橘红》恰恰抓住了这一历史纵深，写出广东“既守传统又敢为天下先”的复杂气质。
著名评论家黄桂元认为，王松以“旅津广东音乐会”为纽带，巧妙打通南北文化空间，将津沽文化与广府文化有机融合，展现出强大的跨地域文化书写能力。同时，王松并未落入传统家族小说聚焦内斗与恩怨的窠臼，而是以“文脉传承”为核心，通过人物谱系的精心编织，让历史在日常中自然流淌。王松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空间、时间、人文的三重跨度。作为“天津通”书写岭南，他找到了橘红与粤剧这两个精妙的文化支点，以“减重”的方式处理宏大历史，从时代边缘、民间红尘、百姓生活的细枝末节切入，用“减脂”的白描手法抓住神，完成了横跨近两百年的家族叙事。
《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宋嵩指出，小说通过第六代人物秦朗对橘红秘方的创新开发，生动回应了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
对话王松
反复听粤剧《帝女花》，决定了小说的调性
广州日报：广东特色的东西有很多，你为何选中了“橘红”？它代表了什么？
王松：一般长篇小说的题目有两种：一种作为意象，一种比较直接。比较直接的基本就是主题的说明。这部小说取名《橘红》，也是经过几次讨论才定下来的。
广州这座城市文化积淀很厚，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就需要有大量的生活细节。但我之前又没在广州生活过，只在东莞工作和生活过，如果只是浮光掠影，写出来肯定不成功，也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因此，近三年来我多次来广州采风，研读大量地方文献，在两大箱资料中一点点“啃”出历史细节。如何切入？我懂一些中医，也懂一些曲艺。我是天津人，写过相声，对粤剧也很喜欢。橘红作为岭南中医药的一个标志性药材，当年在天津也非常有名。我就从中药材橘红和粤剧这两点入手。另外，我也希望我们的人生能多一点橘红的香味。
广州日报：六代人186年间的浮沉往事非常厚重，在写作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王松：我写作首先要确定两个问题：一是确定小说整体的调性。我特别喜欢粤剧《帝女花》，最喜欢“洞房饮砒霜”那一段。在写之前我几乎每天都听，于是就定了小说凄美的调性。它非常适合用来书写180多年的悲欢离合。
二是确定语言。因为我一直写津味小说，语言上借鉴天津的相声语言、天津评书语言，都是很松弛、很诙谐的语言。写《橘红》等于放弃原来的语言体系，寻找新的语言方式。最后，我确定用一种平常、松弛，又略带戏曲腔的语言。在写作当中，粤语怎么讲才是最地道的，我经常打电话请教广州的朋友。
广州日报：你觉得天津和广州这两座城市有什么共同点吗？
王松：天津和广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天津有海河，广州有珠江；天津是沿海城市，广州也是沿海城市；天津以前是一个通商口岸，当年广州也是通商口岸。天津和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多重大事件相连，而广州不仅相连，还是很多重大事件的发源地和发生地。我觉得这两座城市有些气质很相近，都很有烟火气和生活感。
广州日报：这个题材很适合影视化，你在写作过程中考虑过改编成影视吗？
王松：我写作就是很纯粹的文学创作，写作过程中没有考虑影视改编这些。影视情节一般有比较强的戏剧性，但我写作品考虑的是文学上的合理性。至于改不改编成影视那是作品完成以后的事情了。
策划 周娴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珺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珺（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