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迁流，气象峥嵘。公元前214年，秦一统岭南。在越秀山下、珠江之滨，南海郡尉任嚣筑番禺城，这正是广州建城之始。公元226年，三国东吴孙权分交州为交、广两州。“广州”作为州级行政区划名称，首次见诸史册。
千年广州，何以为钜？8月30日，“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行。聚焦“城脉千年”核心命题，来自考古、历史、文学、海洋史等领域的与会专家学者，共同探寻广州两千余年文明演进的深层逻辑。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一脉千秋 城基永固
陈春声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冬，著名戏曲家汤显祖路过广州，为这座城市的格局和风貌所感动，写下组诗《广城二首》。其中，“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二句尤为脍炙人口，成为后来常被引用的佳句。汤显祖作诗时，广州已建城1800余年，所谓“气脉雄如此”，描述的看似山川城郭的面貌，但更引人遐思的，还是文学家对城市文化积淀和精神品格的深沉理解。适逢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之际，“城脉千年”专题展览隆重举办，重温名家佳句，不由得也有了诸多感触。
广州在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和面向，其给人印象最深的特质之一，就是始终“城址未移”。感谢近半个世纪的城市考古成就，我们终于知道，从两千多年前建城至今，这座城市的中心居然一直就“守”在那里，没有挪动。
30余年前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现，是理解广州城市空间发展的关键。目前已发掘的多座宫殿基址、廊道、排水系统、园囿，包括曲流石渠与大型石构水池，共同构成了迄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秦汉王家宫苑实例。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厚度达5至6米，自上而下叠压着从秦汉至民国共13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层层叠压的建筑构件和历代文物证实，广州城市核心两千余年未曾迁移，历代政治中心始终锚定于此。这与中原王朝各都城屡屡迁移所留下的遗址面貌迥然不同。
看北京路发掘出的唐代至民国层层叠压的11层路面，这座城市对自身“城脉”的坚守，更是感人肺腑。站在珠江畔的天字码头，沿着这条城市轴线举首北眺，从白云山、越秀山、历代官署遗址，到历代百姓漫步的千年古街，古人所言“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的人文地理图景，自然而然地在脑际浮现，令人动容。
我们都知道，广州城市建基于岭南亚热带地区独具特色的地理、气候和生态环境之中，又因“南岛语系”史前文化基因的氤氲浸润，其市井形态、大众生计生活方式、信仰行为和文化生态极为多样复杂，其不断发展演变的城市格局一直保持着非常明显的“城乡连续体”风貌。尽管如此，这座城市建城伊始即有城垣、宫殿、衙署和礼仪台坛等合乎传统中国城市“规制”的建筑群体。南越国的政治制度、礼仪规范、宫苑建筑形制和日常器物所体现的物质生活的许多内容，向来尊崇中原王朝的规矩。这就告诉我们，两千多年来岭南地域的文化认同，始终是与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的。当这座城市的人们表达自身的地域性与人群特性时，其实一直在强调鲜明的“中国性”。
多年的研究实践，让我们越来越明晰地认识到，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是以其彼此密切联系的区域发展的巨大时空差异为前提的。广州城市文化脉络的建构，就是不断将各种差异性很大的事实和记忆融入统一文化符号的过程。值得重视的是，从明代中叶开始，陈白沙、湛若水和方献夫等本地士大夫，就在重新解释和建构地方文化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明清易代之际，包括屈大均、金堡（澹归和尚）等在内的文人，对后来的岭南士子影响深远。他们引人共鸣之处，不仅仅在于学问和思想，更在于坚守“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的精神世界。清代，阮元在广州创办学海堂。其教学规制、文献出版和人才培养，更是为地方文化建设铸就了足以传世的功业。
近代以后，从三元里抗英到广州起义，从新中国创办广交会到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广州几乎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近两百年间，这座城市一次次担当民族重任，不负历史使命，参与推动国家的政治文明与经济社会进程，呈现出城脉与国脉紧密关联、交融辉映的鲜明特质，也奠定了其永续发展的根基。
（作者系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历史学系教授）
如何“讲述广州”
——我读“城脉千年”
陈平原
应邀参加“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学术研讨会”，因而得以提前阅读“城脉千年”专题展文案，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对于广州的了解，很大程度受制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切身感受。北上工作后，虽时常回来探亲或讲学，但都步履匆匆，偶尔观看新开放的名胜古迹，比如被朋友领着在北京路观赏那叠压唐、南汉、宋元、明清、民国共11层路面的千年古道遗址，获悉从秦代开始，广州城市中心始终围绕越秀山与北京路一带发展。这当然很震撼，可说实话，如此零敲碎打，不足以重建我对广州城的整体认知。
我不做考古研究，硬要从新石器时代某处遗址，说到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或者“广州”得名之由来，只能鹦鹉学舌，经不起再三叩问。这回的专题展，起码让我这样的门外汉，有了补课的好机会。举个例子，我曾在某次演讲中提及越秀山上的镇海楼，那时照本宣科，称此乃明洪武年间永嘉侯朱亮祖拆去中城与东、西城之间的城墙时所建，将三城合为一体。看“城脉千年”专题展提供的示意图，再追溯到宋代为保境安民而大规模修建城池，我方才真正明了“三城”各自的位置及功能，以及最后为何、如何“合一”的。
广州建城2240年，这当然了不起，可放在整个中国史，并不算最久远。不说那些只是考古认定的，现代城市中，直接承袭同一古代城址且未中断的，起码就有郑州（3600年）、西安（3100年）、北京（3000年）等。而且，因从未做过全国性政权的都城，古今广州之所以重要，只因其最大特色是“千年商都”。正因此，我对专题展第二章特别感兴趣。诸如，“隋开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杨坚下诏在南海镇建南海神祠，开‘近海立祠’先例”；以及“至迟在唐开元年间，朝廷在广州设市舶使，掌管对外贸易”；还有明清时“从市舶司规制的朝贡贸易，到隆庆开关后的民间商舶扬帆，再到一口通商时代十三行的万商云集，广州海外贸易在制度演进中持续勃兴”。此类描述，在专家大概只是常识，却让我兴奋不已，甚至联想到“广交会”的设立，以及广州人理性、低调、务实的性格。
前两章侧重考古，我没有发言权，只有认真学习的份；第三章以后，接近通史论述，方才敢略加点评。第一，我曾多次谈及“北京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厘清（理解、处置）“国史”与“城史”之间的纠葛。对各区域中心城市的讲述，也面临类似的困难。此展突出作为城市的“广州”，而不是作为区域的“广东”或“岭南”，策展方思路很明确，分寸感也把握得比较好。第二，此展的主角是“城”，而不是“人”，涉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均附着于具体的事件、场景或建筑，而非单独介绍，我以为这么处理是明智的。第三，博物馆不同于文学馆与艺术馆（含美术馆），历来讲究“以文物呈现历史”，只是随着科技进步以及观众趣味的变化，适当引入文学与艺术——如点缀若干韩愈、苏轼、汤显祖的诗文，或引入粤剧与广东音乐的声音，这方面的尝试值得嘉许，但似乎仍可进一步强化。
最后一点必须单独提出来，那就是此专题展之讲述“广州故事”，并没有像一般通史类展览一样，截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这点我很欣赏。因为，若完全抽离广州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勃勃生机，八九十年代的迅速崛起，以及新世纪之光彩夺目，仅仅讲述其1949年以前的故事，在那些见多识广、学养丰厚的外地人或国际友人眼中，广州的形象很可能一下子矮了三分。有了“勇立潮头”这第五章，名城“广州”方才真正立得起来，且血脉贯通，值得中外传诵。
若要说对此专题展的建议，我唯一的建议是：从市政建设角度，精选三十座不同年代的代表性建筑，按时间顺序编排且略加点染，如此设计，既有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也是一种别具一格的历史书写。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城心永续，文脉长新
王 巍
2026年，广州迎来了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的历史性时刻。公元226年，东吴孙权分交州、置广州，“广州”之名首次载入史册。然而，这座城市的心跳远比它的名字古老。从史前文明的星火到秦汉时期南越国的繁华，广州的考古发现不仅勾勒出一部“城心永续”的立体史书，更深刻印证了岭南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系。
史前至先秦，岭南文明早期孕育。广州区域的文明曙光，早在史前时期便已点燃。在漫长的岁月里，百越先民在这片负山面海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早期文化。在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便已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足迹。近年来，随着早期岭南探源工程的推进，广州及周边地区不断刷新人类活动的历史坐标，揭示了岭南地区数十万年前的人类演化轨迹，证明了这片土地绝非史前文明的“荒原”。
进入新石器时代，广州先民迈出历史性一步。在增城金兰寺贝丘遗址中，大量贝壳、鱼骨与鹿骨的出土，生动还原了距今6000多年前先民“逐水而居、渔猎采集”的海洋生活面貌。到了距今4500年前后，随着黄埔茶岭、甘草岭等遗址中水稻与小米遗存的发现，广州地区完成了向“生产型”农耕的转变。作为岭南遗址中最早的旱作遗存，小米与水稻的“稻旱共存”，不仅说明珠江三角洲是水稻向东南亚传播的重要中间点，更推动了定居生活与复杂社会结构的出现。同时，甘草岭遗址出土的玉琮残件，证明了源自环太湖良渚文化的文明余晖，已跨越千山万水浸润岭南。
夏商周时期，岭南进一步融入中华文明。在黄埔竹园岭遗址与增城墨依山遗址中，出土了石戈、石璋、牙璋等形制规整的礼仪用器。追本溯源，这些器物明显带有中原夏商礼玉文化的深刻烙印。这一系列考古实证，清晰地勾勒出中原礼制南渐珠江三角洲、推进早期岭南“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南越国时期，岭南出现多元交融的文明高光。如果说先秦时期是广州文明的孕育与融入，那么南越国时期则是岭南文化多元交融的高光时刻。公元前204年，赵佗建立南越国，广州作为都城迎来了空前的发展。在南越国宫署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中国迄今年代最早、保存较完好的宫殿御苑实例。曲流石渠与“万岁”瓦当，生动再现了南越王宫的生活图景；而戳印“华音宫”“未央”等字样的陶器残片，则清晰地证实了南越国在政治与文化上积极仿效秦汉之制，“同制京师”。在毗邻的南越文王赵眜墓中，“文帝行玺”金印、丝缕玉衣与青铜编钟，是中原礼制在岭南的延续；而波斯银盒、非洲象牙等舶来品的出现，则证明了早在两千多年前，广州已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物质文化交流。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生动注脚。从史前的百越文化，到秦汉时期楚、秦、汉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融共生，广州的考古发现清晰地表明：岭南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中华文明宏图中孕育出的独特支系。南越国的行政建制与礼器使用，深刻体现了对中原大一统政治秩序的认同与继承。同时，广州凭借江海交汇的地理优势，将海外奇珍与中原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社会生态。
2026年，当我们纪念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时，回望的不仅是一个行政区划名称的诞生，更是这座城市两千多年来在历史深处寻找文化根脉的历程。从史前至汉代的考古遗存，如同深埋在城市地下的年轮，无声地诉说着广州城心长在、文脉长新的故事。它们向世界宣告：源远流长的广州区域文化，既是岭南的，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世界广州”与“广州世界”
李庆新
明朝嘉靖十三年，葡萄牙人克里斯托旺·维埃拉（Cristóvo Vieira）在广州发出的一封信，详细介绍广东的情况，认为广东是中国最好的省区之一。他认识到，给广东带来诸多“荣耀”的原因是“毗邻大海”，广州是“全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广州来信》，1534年）。海洋因素是观察广东与世界的一个关键要素。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提出“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的经典命题，其历史逻辑的内核就是海洋视角。
早在先秦时期，以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珠江口湾区已经是岭南海洋活动的核心区域。秦统一岭南，任嚣建番禺城，此为广州建城之始。秦汉之际赵佗建立南越国，大大推进了先秦以来不断增长的海外贸易。番禺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为数不多的国际枢纽港口。
唐朝拥有空前繁荣的经济和富强的国力，东西方海洋贸易进入繁盛时期。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东南亚人等均参与了从波斯湾、印度洋到西太平洋海域的远洋国际贸易，开启了“东方大航海时代”。美国汉学家谢爱华（E.H.Schaffer）认为，唐朝南方“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
随着大航海时代与早期全球化时代来临，海上丝绸之路被纳入世界海洋贸易体系。明朝初年推行朝贡体制，广州市舶司管理南海诸国贸易，事务最繁，广州回归全国海外贸易首港地位。1757年，清廷规定欧洲来华贸易限于广州，即所谓的“一口通商”。这种局面一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成为西方人唯一可以进入和从事贸易的中国口岸。
在海上丝绸之路两千余年历史上，广州长盛不衰。尤其在唐宋和明清时期，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标杆城市，构成海丝历史上的两个“广州时代”，这在世界港口史上是罕见的。两个“广州时代”，体现了广州与世界历史同步，为人类社会进步与文明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呈现出由“世界广州”与“广州世界”构成的复合型“广州形象”。
“世界广州”，主要展示在东西方海洋历史进程中，广州以海洋为纽带，以世界为舞台，通过海陆联通的交通网络、海洋航线、市场“无形之手”，沟通中国内陆腹地和广阔市场，对接海外社会与市场网络，成为中国面向海洋的窗口、走向世界的门户，发挥其作为国家对外贸易中心功能、跨国、跨区域交往的中心地位。在这里，广州的功能地位是超越区域体系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中外人流、物流、财富的流通汇聚之地。《汉书》称粤地“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唐代域外文献记载广州蕃坊聚集的外国商民据说多达20万人。明中叶广州贸易转型，浙江商人长途往返广州、澳门市场，获大赢利，谓之“走广”。所以，维埃拉说：“世间的一切业绩都是在广东的地盘上创造出来的”，“这个省的商人比其他任何省份的都富有”，就不是信口开河了。
“广州世界”，侧重展示广州在古代航海贸易与文明交流中积淀起来的广泛影响力。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既是国际经济与商品交易的历史，也是东西方技术、艺术、文化交流融汇的历史。广州以海纳百川的气度融汇世界文明成果，也将本地文化、中华文明传播到海外，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和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场域，在海洋世界烙下“广州印记”和“中华印记”。可以这么说，在西方人心目中，广州是大航海时代驰名世界的东方地标，更是中国贸易的主要代表。
“世界广州”与“广州世界”构筑起充满岭南特色、海洋气派的两千年商都的“概念图”：空间上以广州为主体，以海洋世界为平台，以海上丝路为纽带，“世界广州”与“广州世界”犹如镜之两面，互相映照，交织叠合，衬托出以广州为原点，由近及远，通向海洋的世界性巨型贸易体系、航海交通网络和文化交流场域，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海洋史研究》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