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岭南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方寸之痕天海间——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辑考》或将厘清广州“十三行”身世之谜。
本书根据海内外遗存清代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的原始档案，结合文博界现存印章实体及相关艺术标识，采取彩色影印、注释考证、学术研究的方式，分类整理广州行商、各社会阶层、清代官府、外国组织、艺术标识的印章印迹，重现清代广州十三行商贸经济、行政管理、文化生活、中外交流四位一体印章文化体系，不仅可以改变长期以来“但恨金石南天贫”的结论，而且可以提升为“喜献金石南天富”，重新审视广东在中国印章发展史上应有地位及意义、价值。
“十三行”之名起始于何时？
为何冠以“十三行”之名？
在2016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人提出这两个疑问。这是学术界“一个没有解决的历史疑案”。
时任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主任和广州市十三行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冷东，在这次会议上备受激励，选定以印章作为突破口，试图将“广州十三行”起源及名称概念考证清楚。
雅州印
近年来，冷东及课题组成员有计划地访问了美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档案馆和博物馆，特别是2017年和2018年两次专程赴大英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搜集资料，2019年又重点访问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丹麦亚洲公司原始档案，收获颇丰，发掘出17—19世纪大量遗存的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这些几百年前的、已经泛黄破碎文件上的方寸印迹依然鲜红清晰，体现了印章的凭信意义，成为这一冷门绝学得以复活的见证和资源。
冷东（左一）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与剑桥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中间）、时任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聘任的美国学者安乐博教授（右一）合影。
正“十三行”之名：外洋行
十三行的名称有一个漫长发展变化过程，如果以印章为标志，“外洋会馆图记”的发现，证明了外洋行才是“十三行”的正名，“外洋会馆图记”是外洋行的公章，表明了这一商会组织和制度的成熟。
冷东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找到关键资料——“外洋会馆图记”。它的发现为“十三行”之名起始于何时，以及为何冠以“十三行”之名等问题提供了身份和名称的信物，可以对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新的诠释。
溯“十三行”之源：成立于1760年
广州“十三行”最早起始于何时？这是自上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主要有明代起源说、顺治四年（1647）起源说、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设立之前起源说、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设立之后起源说、康熙五十九年（1720）起源说、雍正五年（1727）起源说、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源说等等。“外洋会馆图记”的发现，证明了外洋行是“十三行”的本名，因此“外洋行”成立之年1760年便是“外洋行”的起源之年。
核“十三行”之实：具有双重含义
至于“十三行”名称的本义是什么，随着资料的不断发现及研究的深入，学界对“十三行”名称的含义有了新的认识。清代广州“十三行”名称具有双重含义，它既可以指行商团体，也可以指行商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一个特定的地域，即广州的十三行商馆区。从在英国查阅的档案文献来看，更加证实了“外洋行”商馆区的地理属性。同时十三行也逐渐成为这一商会组织的同义词，延续至今。
扩“十三行”之军：找到35家行商的印章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有《广东十三行行名、人名及行商事迹考》一章，记述历年中外文献所载洋行39家、茶行1家，合计40家。而本书已经发掘到其中35家行商的印章印迹，此外新发现了数十家十三行行商，扩展了十三行商队伍的规模，也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提供线索。
由此，凭借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资料的收集整理及以此为基础所获得的阶段性成果，由冷东主策划的“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整理研究”顺利入选了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表明该研究领域已经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可，也开启了攀登新的学术高度的历程。
据出版方介绍，该书得以出版的价值，重点不是印玺学研究，不以篆刻家、印章鉴赏和印学理论为重点，而是以文献遗存的印章印迹为重点，通过整理考证档案文献及图录上的印章印迹，进而研究全球视野下清代中期中外贸易组织、贸易体系、规则机制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和作用，也涉及印玺学和中外印章文化比较研究，尝试“历史印章印迹学”的研究途径，作为封建社会后期整体与区域、传统与近代、国内与海外关系丰富多彩和千姿百态的见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李亚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