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子峰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二十多年前，他听说衢州上方镇有大大小小两百多个石灰矿，决定进山看个究竟。可还没进村，柴子峰就被漫天的灰尘呛得直咳嗽。柴子峰回忆道：“都是石灰窑，都是很原始的那种手工作坊。雨天都是泥浆，晴天都是灰，河都是‘牛奶河’。”
那时候的浙江，柴子峰看到的景象并不新鲜。最严重的年份，灰霾天数接近200天；鳌江、运河等水体污染，水质恶化……快速发展中的浙江正面临着“成长的烦恼”。
2002年11月，浙江省出台了第一部《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就在草案的审议会上，刚来浙江不到一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治理大气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标准怎么定都应该，花再大代价也值得。
这一番话，振聋发聩。
衢州，2003年喊出了“工业立市”的口号。当时，很多人急于发展经济，认为不管什么项目，引进来再说。当时刚刚进入环保部门工作的周渭良在检查中发现，很多化工厂都是发达地区淘汰的落后产能。
“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2003年7月习近平同志来到衢州。强调，“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保护一方青山绿水就是发展。”
落实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省环保部门创新管理制度，把衢州沈家工业园区、平阳水头制革基地等11个重污染区域确定为省级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
2003年7月11日，浙江召开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习近平亲自作动员讲话。
他深刻总结了浙江生态建设的“现有优势”和“潜在优势”，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这成为“八八战略”的组成部分。
随后，生态环保改革席卷全省。
作为全省最早确立“生态立县”发展思路的地区，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是当时安吉县委班子面对的全新考题。2000年前后，经济并不发达的安吉从各方挤出了8000多万元，先后对全县74家污染企业进行强制治理。
而与此同时，GDP急剧下降。环境保护了，发展怎么办？
2004年6月，《今日安吉》报头版文章，掀起了全县大讨论。面对环保压力，有人甚至提出，干脆不要GDP，不要发展。徐亚良是安吉县第一任环保局局长，他回忆道：“财政没地方来源了，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人提出来说还不如以前，我们靠山吃山，钱好像稍微少几个，但是我们生活过得很安逸，那就是我们纠结改革的方向。怎么走，走什么样的路？”
和安吉一样，淳安当时也面临着绿色发展的瓶颈。因为加强了环保的硬杠杠，企业大量外迁，全县财政收入只有4亿多，甚至赶不上杭州城郊的一个镇。
2005年3月21日，在淳安考察的习近平同志面对基层的思想波动，专程找来县委书记郑荣胜谈话。
郑荣胜清楚地记得，调研的第二天，恰逢世界水日，习近平同志召集淳安领导干部上了一堂党课。他反复强调，必须发展以生态绿色为主导的产业，千万不能让淳安45万人捧着金饭碗要饭吃。
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浙江以改革指挥棒推动“绿色GDP”考核体系的设计。
丽水在全国率先探索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安吉设计了5张卷子，满分一百分。生态保护好的乡镇，即使工业指标不靠前，评分也不会差。指挥棒这么一改，曾经是矿业大镇的天荒坪镇，在矿山陆续关停后发展生态旅游，“借景生财”。刚刚建成的环山绿道，把天荒坪镇的四五个村串珠成链。大伙组建联盟，抱团成立了旅游管委会，办起了“青来集”创业基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在绿水青山间落地生根。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时隔15年再访安吉天荒坪镇。昔日满是灰尘的矿山早已满眼绿意。
改革永不止步。最近，安吉全县的近200名村书记正在接受如何经营乡村的专题培训。汪玉成作为余村的“85后”村书记，正在牵头在大余村范围内做一份全新的可持续发展计划。汪玉成向记者介绍：“余村可持续计划已经持续做了好几期了，通过余村品牌的效应，形成‘大镇带小乡’，24个村‘片区化’组团发展的模式。老百姓回想过去到现在，打心底有一句话就是：‘绿水青山就是幸福靠山’。”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浙江生态省建设久久为功，探索出一条经济转型升级、资源高效利用、环境持续改善、城乡均衡和谐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2023年8月15日首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身体力行、久久为功，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为了迎接今年的生态日，柴子峰又回到了当年的矿区，筹备即将到来的“美丽衢州”摄影展。当年的“矿山村”，成了远近闻名的“长寿村”。虽然他和很多老百姓一样，都说不清什么叫“改革”，但眼前乌溪江边，曾经的排污口旁已是衢州最有名的“网红”沙滩，夕阳下人们戏水消暑的惬意，早已说明了一切。
记者 杨川源 杨柯 朱惠子 王西 吕梦佳 衢州台 衢江台 安吉台 淳安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