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更广阔的历史维度来审视，我们会发现《太平年》所展现的历史图景还有更大的阐释空间。南汉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地方政权的兴衰史，更是中华文明在融合与创新中不断发展的缩影。它提醒我们，中国历史从来不是单一脉络的延伸，而是多地区、多民族共同书写的壮丽史诗。正如南汉二陵中那些融合了中外元素的文物一样，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吸收各种文明精华，铸就自己的辉煌。
今年火爆出圈的历史剧《太平年》，以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纳土归宋为主线，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那个大分裂时代的社会图景。当我们把目光从钱塘江畔南移至岭南大地，会发现南汉王朝在这个动荡时期书写了独具特色的历史篇章。
南汉（917年—971年）由刘隐、刘龑兄弟所建，历四主（高祖刘龑、殇帝刘玢、中宗刘晟、后主刘鋹），最终于国祚55年为北宋所灭。在传统史籍的记载中，南汉政权的施政举措常有争议，甚至为史家所诟病。但倘若跳出对君主个人道德的单一评判，以大历史观审视，便会发现南汉的存在，不仅在乱世中维系了岭南地区的稳定秩序，更推动了当地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其发展轨迹，与《太平年》中描绘的吴越国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与呼应。
尽管偏安岭南，南汉统治者始终保持着对中原正统的深切认同。据《新五代史》记载，南汉君主“每对北人自言家本咸秦，耻为蛮夷之主”，甚至将中原帝王称为“洛州刺史”。这种看似不合礼制的表述，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在天下分崩的乱世，南汉统治者通过强调自身的中原血脉和文化渊源，在政治上确立其合法性，在文化上彰显其正统性。这种对中华正统的执着追求，与《太平年》中吴越国“善事中国”的治国方略可谓异曲同工，共同印证了五代十国时期中华文明强大的内在凝聚力。
在文化建设方面，南汉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唐末五代时期，中原板荡，战乱频仍，大量北方士人南迁避祸。南汉朝廷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积极招揽中原人才。据史料记载，赵光裔、王定保、倪曙等北方名士都曾在南汉政权中担任要职。这些士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知识，更将中原的政治制度和管理经验引入岭南。南汉高祖刘龑在位期间，大力兴办学校，传播儒学，甚至在岭南地区开创性地推行科举取士。这一举措意义深远，使这片曾经被视为“化外之地”的区域快速融入中华文明的主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汉时期的科举制度虽然规模有限，但为后世岭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除此之外，南汉王朝另一引人瞩目的成就在于其独特的海洋发展策略。岭南地区濒临南海，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优势。南汉统治者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和造船业，凭借成熟的造船工艺打造出规模庞大、性能优良的海船与战船，构建起体系完备的官营造船产业，其造船技术与船舶规模在当时南方各政权中居于前列。1997年发现的印尼“印坦沉船”正为南汉所造，船上还有数以千计的广东窑口瓷器，以及南汉“桂阳监”铸造的银锭与“乾亨重宝”铅钱。这批官银与官方货币的出土，证明该船承载的是南汉主导的大规模远洋官营贸易，而船货的规整分舱装载方式，也直观反映出南汉海船已具备优良的远洋适航性与巨大的装载容积。
凭借这般雄厚的造船底蕴，南汉建立了强大的水军，在多次与邻国的交锋中取得胜利。这些军事成就的背后，正是南汉将先进的民用造船技术转化为海上军事力量的生动体现。
更重要的是，南汉将海洋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当时，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来自波斯、阿拉伯等地的商船络绎不绝。南汉延续了唐代设置的市舶使，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使香料、珠宝、琉璃等商品往来不绝。这种繁荣景象即使在经历唐末黄巢起义的严重破坏后，仍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据《宋史》记载，当宋代平定南汉时，当地户口已恢复至十七万户，这一数字充分体现了海上贸易带来的经济韧性。
南汉时期的文化艺术也达到相当高度。现今保存在广州的南汉二陵（康陵和德陵）出土的文物，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实物证据。在康陵遗址中，波斯玻璃器与越窑青瓷共处一室，精美的石刻浮雕融合了中原技法与海洋元素；德陵墓室顶部的星象图既遵循中原传统，又带有独特的岭南特色。这些文物生动诠释了南汉文化“立足岭南、心怀中原、面向海洋”的多元特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汉时期的佛教艺术成就卓著，光孝寺（当时称乾亨寺）作为岭南佛教中心，吸引了大量高僧大德，促进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
与《太平年》中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和平归顺不同，南汉的灭亡是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的。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宋将潘美率军攻破广州，南汉后主刘鋹出降。尽管方式不同，但结果都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值得深思的是，宋朝在平定南汉后，基本保留了当地的发展模式，继续推动海上贸易，这使岭南地区的繁荣得以延续。这种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反映了中华文明包容并蓄的特质——即使在政权更迭中，有益的发展经验也会被吸收和传承。
《太平年》的热播为我们重新审视五代十国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南汉与吴越国，一个向海而生，一个临水而兴，分别从不同维度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它们的发展历程表明：真正的文明生命力，既在于对文化正统的坚守，也体现在对开放创新的追求。
（罗亮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