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千年商都”，关于广州的商业历史，似乎每个人都能讲述一二，而十三行，毫无疑问是我们在谈论广州商业与近现代历史时，绕不过的高山之巅，也是今天依然能够清晰触摸到的“凝固的史诗”。
同时，它还是咖啡登陆中国的第一站——一粒豆子，乘着商船，跨越万里海域，进入陌生的东方大陆，由此开启全新的芳香叙事。
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培正路14号明园内的咖啡馆。陈馨 摄
如今，沙面岛、恩宁路、文化公园、东山口，那些别具一格的西式建筑，早已转身为独立咖啡馆、艺术馆、设计师店、民宿等空间，或喧嚣、或清幽、或时尚、或古典，带着自西而东的文明气息，永远流淌着十三行的光影。
一杯咖啡，氤氲中西文化交汇的往事，藏纳羊城拥抱世界的气度。
中国的第一家咖啡馆
北风与海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当人们谈起十三行，总是会引用这首诗，来印证那时广州贸易的盛景。
随着乾隆年间广州“一口通商”，十三行逐渐成为世界货物流转交易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大量外国商馆和洋行聚集于此，世界各国商人络绎不绝，对外贸易呈现一片繁盛景象。十三行因此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世界货物汇集广州，包括各种新奇的产品，其中就有咖啡。
18世纪从广州漂洋过海的定制咖啡壶，由著名建筑家William Chambers 通过瑞典东印度公司订制，是当时中西文化深度交流的珍贵物证。张佐仪 摄
咖啡主要产自也门摩卡、爪哇、印度马拉巴尔等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咖啡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丹麦商船输入广州。
19世纪30年代，丹麦商馆年均进口约2000磅爪哇咖啡豆，主要买家是英国商馆、美国商馆及其他欧洲商馆，用于供应咖啡馆和船员自用，部分咖啡豆还通过广州的行商网络转售到上海、福州等口岸，形成较稳定的供应链。
1836年春，一位名叫彼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丹麦籍俄裔商人，在十三行靖远街开了一家咖啡馆，取名“北风与海”。这是有记载的广州第一家，也是中国第一家咖啡馆。
清代外销画之广州十三行靖远街。资料图
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提到，丹麦人的咖啡馆是商馆区唯一能喝到正宗欧洲咖啡的地方，十三行外商常聚在咖啡馆议事。
习惯饮茶的中国人对这种来自西方的苦饮料还比较陌生。清代文献《广东通志》称其为“黑酒”“磕肥”或“架非”，并记载：“有黑酒，番鬼饭后饮之，云此酒可消食也。”
“新文艺复兴风格”银錾花卉纹咖啡壶（左二）图源广东省博物馆
咖啡设备也随着咖啡的引入而出现。184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中提到，当时广州已有中国工匠仿制荷兰式铜制咖啡研磨机。现广州博物馆仍藏有1830年代的咖啡研磨器，还有配套使用的锡制咖啡罐。十三行遗址也出土过铜制咖啡壶。
不过，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增多，部分中国买办、商人及归国留学生开始尝试喝咖啡，但普通民众仍视其为“洋人饮品”。
“北风与海”咖啡馆的出现，不仅将咖啡引入中国，使广州成为中国咖啡文化的发源地，也为民国时期咖啡在城市的普及埋下了伏笔。
民国时期
咖啡、革命与广州的摩登记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影响世界商业百年的十三行就此落幕。然而，以西餐、咖啡为代表的西方生活方式，却深入这座城市的肌理。
19世纪中期，西餐馆、咖啡馆在沙面等洋人聚集的地方开始兴起。1905年，广州商人陈显原在芳村建立首个本土咖啡烘焙作坊，其技术和设备便是来源于十三行时期的外国商馆。
无独有偶，盛产于中国的茶叶，也在十三行时代建立起了全球贸易体系，并在西方掀起喝茶的潮流。茶叶与咖啡，一东一西，开启双向奔赴的历史。
芳村则是两种饮品碰撞交汇的那个光点，它成为咖啡本土化的第一站，又引领了茶叶的繁荣，更是千年花乡，浓缩了咖啡香、茶香、花香，成为名副其实的芳香之地。
20世纪初，随着时局的风起云涌，众多党政要人、文人学者汇聚广州，咖啡馆成为他们常去的地方。
1920年代初，陈独秀多次到广州进行革命活动，其间曾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沙面的咖啡馆中密谈中国革命问题。《新青年》编辑部成员瞿秋白在广州时，也常借咖啡馆掩护会议。
上世纪90年代末的太平馆餐厅街景。图源《广州日报》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时，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在太平馆宴请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及一众社会名流政要。后来太平馆将当时的菜式经过整合加工，推出了“总理套餐”和“总理夫人套餐”，咖啡、牛排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黄埔军校成立后，军校师生常渡过珠江到太平馆聚餐，蒋介石还曾包下整个太平馆。
1927年，鲁迅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任教，居住了八个多月。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与友人在广州的茶店或西餐馆会面。如1927年3月28日日记中提到，“晚同广平至国民餐店夜饭。”国民餐店即为西式餐厅。虽未直接写“咖啡”，但当时广州的西式餐饮场所普遍提供咖啡。
巴金曾先后多次到访广州，咖啡馆是他常去的地方，在他笔下，广州的咖啡馆嘈杂却充满生活气息。警报响起期间，行人在街道上飞跑，他却不慌不乱，穿过人群径直走向咖啡店。同时他也透过饮食，感受到了广州的坚韧与可爱。
随着抗战爆发，咖啡馆成为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1941年，《大公报》在《战时广州的市井生活》一文中描述抗战期间广州咖啡馆的困境：“沙面咖啡馆多闭歇，唯西濠口尚有数家，顾客多为外国记者与军官。”还提到一家名为“黑猫”的咖啡馆成为情报交换据点。
即使是在动荡的年代，广州的咖啡馆依然是“摩登生活之象征”，是影视名人、公众人物常出入的场所。
当代广州
咖啡引领风气、千馆竞逐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国际接轨，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开放，观念改变，咖啡成为时尚生活的代名词，咖啡馆逐渐重返大众视野。
1986年2月9日，《广州日报》报道了改革开放后广州第一家经营咖啡的专业商店——设在六二三路九十六号的广东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咖啡店正式开业，不仅设有酒吧式咖啡试饮厅，还备有多种名牌咖啡制品，还经营世界各国名牌咖啡、咖啡制品和咖啡饮用工具等，既有零售，也有批发。
据1988年9月18日的《广州日报》报道，南方大厦百货商店根据职工代表大会的提案，“决定开设职工工间咖啡厅，有计划地安排职工小憩，并每月每人发放8元咖啡票，使员工在工间能享用各种冷热咖啡、各式冰水、雪球、鲜奶等，咖啡厅已于8月15日开放。”这一举措，无疑在全国领风气之先。
此外，广州凯旋华美达大酒店“加利福尼亚”咖啡厅、广州雕塑院开设并自行设计的“芸萃小屋”等特色咖啡厅的宣传文章不时见诸报端，见证改革开放后广州咖啡业的蓬勃兴起。
本土咖啡馆开始登场。1989年，广州首家本土连锁咖啡厅绿茵阁咖啡厅在越秀区西湖路正式开业，“西餐厅+咖啡”的运营模式，让其成为早期咖啡消费的重要场所。随后，台湾品牌咖啡馆，如上岛、檀岛等台湾品牌进入广州市场，风靡一时，但也因为无序加盟等问题逐渐衰落。
一家广州城市里的特色咖啡店内，店主与食客分享宠物主题杂志。张佐仪 摄
在广州咖啡馆的诞生地：十三行旧址恩宁路、沙面岛，以及东山口花木掩映的小洋楼里，独立咖啡馆成为当代年轻人流连的新空间。独特的时光韵味，别具特色的旧物件，富有年代感的家具展品，浓缩着中西历史与文化的交融场景。羊城旧事在光影咖香中流转，氛围感拉满。
曾是咖啡入华第一站的广州，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咖啡之城。广州市咖啡行业协会秘书长孙海涛日前向媒体透露，截至2025年底，广州市共有咖啡门店8017家。咖啡馆如毛细血管般，向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缝隙涌动，让摩登之物变作平淡日常。
尽管广州“不种咖啡”，但国内外大批优质咖啡生豆流入广州。据孙海涛介绍，截至2025年底，广州咖啡全产业链年营收达到870亿元，全产业链增加值约117.5亿元至261亿元，相当于广州GDP比重中有0.37%至0.82%由咖啡“贡献”。广州一方面引进产自云南的咖啡生豆，另一方面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咖啡生豆；2024年，广州经关区进口咖啡生豆量达18.3万吨，占全国进口量的42%。
不仅广州人爱喝咖啡，广州也是全球咖啡设备的重要生产基地，广州拥有不少咖啡机制造企业，本地及周边地区集聚200多家设备销售供应商。当前，广州的烘焙熟豆及咖啡设备，销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汇约1.5亿美元。
2026年5月1日，一场盛大的咖啡活动将在广州体育中心南广场揭幕。在咖啡由广州进入中国的200年后，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活动以全新的叙事方式让世界感知广州与咖啡的情缘。
一部咖啡史，一部贸易经济史、文化交流史，一幅纷繁多彩的广州社会生活图景。
从“一口通商”到改革开放，从十三行到粤港澳大湾区，从舶来品到大众消费，近200年时间里，广州咖啡经历了外销—本土化—国际化—多元化的演变，成为广州面朝大海、拥抱世界、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也承载着这座城市开放进取的精神底色。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涂燕娜、陈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