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花城文学课第29讲于越秀公园花城文学院陌上礼堂开讲。本次主题为“在文学中寻找历史”，由著名历史学家、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席教授王笛主讲，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胡洪侠担任特邀主持。在讲座中，王笛教授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谈文学中包含的历史元素，讲述历史与文学深层的互动关系。在与读者的互动中，王笛教授表示，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有非常鲜明的历史性。导演拍电影本身，本质上就是在写历史。
王笛教授
历史写作要有“文学性”
讲座开篇，王笛就提到：“历史写作要有文学性，文学写作要有历史感。”他回忆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第一本书里用了大量图表和数据，幽默地表示：“如果你睡不着觉的话，把那本书打开，肯定能帮助你入睡。”他开始意识到当下历史写作存在一种困境：历史书沦为枯燥无聊的文本，渐渐远离大众视野。他认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不应该把自己的写作局限在象牙塔里面，不能只想我这个著作是专门写给历史研究的同行看的”。而打破困境的办法，则是“文学性”。
王笛认为，历史写作要有“文学性”，而关键在于历史写作“必须要以人为中心”。王笛强调：“让历史写得生动活泼、有血有肉，一定要有人物的塑造。”他说，过去的历史学以帝王、思想家等为主，而占据时代“大多数”的普通人，在史书上留下的篇幅极少。而这造成了传统历史学的盲区。王笛倡导历史学家应该眼光向下，历史研究要将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并重。“其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不断强调的。我想，现在的历史学应该要从帝王史观走到、回到民众史观。”
王笛提出，让历史写作以人为中心，回到民众史观，那么“历史研究者要向文学家学习”。他想到在文学作品中，故事多以普通人为中心，像路遥《平凡的世界》，都从个体的命运入手讲述故事，“哪怕后面你有波澜壮阔的史诗，但是也要有个体的人”。
王笛进一步强调：“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应该回归司马迁那种文史不分家的那样一种状态。”文学也可以是史料，史学也是文学。文学家们也可以用细腻笔触写下最鲜活、最真实的民间历史，比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乡土、李劼人记录的成都茶馆、沙汀书写的川西平原。“当历史研究者对普通人、对大众文化、对日常生活毫不关心的时候，这些文学家留下了比较详细的记录，这对我们以后研究历史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借鉴。”
对谈现场
文学可以作为史料，但不能直接拿来就用
历史写作要有文学性，那么文学性是否会消解历史的真实？对于历史真实，王笛给出了冷静的分析：“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朝代留下来的资料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今天我们在做历史写作的时候，我们只能依靠不到1%的资料来写历史。”尽管我们去挖掘历史档案，“但是档案资料和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相比，仍然是占了非常小的一个部分，甚至不到1%地留存下来”。而且，受史学家们的历史观等主观因素影响，即便历史学家们用同样的资料研究同一段历史，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面对这些问题，王笛思考，我们该如何回到历史现场，还原最贴近真相的历史面貌。
王笛坦言：“实际上，任何历史写作，我认为都是一种再创造。”他指出，为了让碎片化的历史变得连贯，面对1%的历史资料时，历史学家需要加入自己的理解，将历史材料合理地组合，填补史料的断裂与空白。这时，历史与文学已经难以分开了。
王笛也提醒读者，尽管文学可以作为史料，但不能直接拿来就用，要学会分析和辨别。他以李劼人在《暴风雨前》描写四川“吃讲茶”的场景为例，书中写茶馆里大打出手时，老板反而感到高兴，因为能向客人索赔。但他查了警察局档案后才发现，现实根本并非如此，绝大多数情况老板不仅得不到赔偿，而且还会被迫歇业。王笛表示，李劼人的小说与历史事实不符，这是因为文学作品带有作者的时代立场与主观认知。所以在研究历史时，不能照搬文学作品的内容，需结合档案、报刊等史料交叉佐证。
有现场观众问及最近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认为这部电影基于侨批史料改编，又有鲜明的文学性，这种历史与文学的双向赋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王笛表示，这部电影就有非常鲜明的历史性。不仅是电影在拍摄时借鉴了侨批资料，而且导演拍电影本身，本质上就是在写历史。扩展开去，就与文学作品一样，影视作品也是在写历史。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孙珺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孙珺
通讯员：梁柏诗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戴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