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几十万外商和参展商来来往往，展馆里的一次次握手、一张张订单，背后的一趟趟远航，正在发生。
两千多年前，广州港的商船也是这样来来往往。瓷器、丝绸、茶叶从这里出海，换回香料、珠宝、西洋参。这条海上贸易通道从未真正中断，广州几乎是唯一延续两千年长盛不衰的贸易港口。
一年前，在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下，导演干超带着团队开始筹备一部关于这条通道的纪录片。摄制组拜访了近50位全球历史和考古专家，准备了40万字材料稿，画师经手800多幅原画，最终完成4集、每集约45分钟的《广济沧海》，从秦汉讲到当代。
拍摄期间最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唐代奉朝廷之命从广州出海的外交使臣杨良瑶碑文里的一句话：“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干超认为，这句碑文“特别浪漫，充满一种对渡海的豪情和勇气”。
这部片子，就是关于勇气的故事。干超说，拍完《广济沧海》，他对开放的理解变了。广东千年外贸史的终极价值，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更是文明的贡献。这背后，也是中国外贸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到当代全球供应链的成长史。
两千年外贸史怎么拍？四个切面
“中国外贸绵延2000多年，把目光拉长，才能看清广东的开放实践。”干超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他说，《广济沧海》四集，分别对应贸易的四个切面——历史、货物、人与当代。
第一个切面是历史，讲制度的演进。
从清晨粤海关钟楼响起，到光塔、南海神庙、扶胥古港，把广州放回千年海路里。汉武帝派使团从徐闻、合浦出海，抵达黄支国；唐代“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直抵波斯湾、东非；市舶使、市舶司、《元丰广州市舶条》逐渐演进。“开放不是把门一开了之，有利可图的商品、公平宽容的环境、持续完善的规则，才能让远方的商旅纷至沓来。”
西汉南越文王墓出土银盒。
第二个切面是货物。广彩瓷的来样加工，潘振承退茶赔款的信誉，哥德堡号商船背后的商业逻辑，棉布如何把原料生产、海外需求、制造加工、贸易分配、港口运输组织起来。“货通四方，靠的是广东持续把港口优势转化为流通、产业和市场优势，并由此成为早期全球化的商业枢纽。”
远眺18世纪广州商馆区（模拟复原）。
第三个切面是人。“贸易本身是一种交换，在早期，只有人和人面对面。在这样的文明碰撞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欧洲宫廷里的“中国风”，广州工匠制造的广钟，土茯苓西去、西洋参东来。小人物黄东与林呱的故事，都在这集。
第四个切面是当代。“以广东为镜，但实际上讲的是中国的故事。”从粤商张弼士实业报国，到新中国成立后广交会打破封锁；从改革开放广东“先走一步”，到经济特区、入世、粤港澳大湾区；从东莞虎门的服装厂，到希音的“小单快返”，再到华为、比亚迪等广东企业走向全球。广东的角色在变，从世界工厂，到全球供应链的组织者、创新产品的提供者、互利合作的参与者。
“这四集已经是超级浓缩了。”干超说。讲一个千年历史，“其实是蛮难的”。跨度广，讲得不好，就容易变成专题片，“非常生涩地把一个一个历史进程呈现出来，不够生动，没有内在逻辑”。四集的结构，是与专家学者、相关部门多轮探讨后的结果。
广东开放实践的核心，他概括为几个层面：向海而生的地理禀赋，以商为媒的交往方式，以制度维系信任的治理智慧，以及在交流中丰富自我的文化自信。
沧海一粟：两百年，两粒微光
如果说广东的开放是一条奔涌千年的长河，无数普通人就是河中的水滴。但正是这些“沧海一粟”，汇成了贸易的洪流。黄东，是其中一粒。
黄东，广州“事仔”——粤语旧称，指旧时洋行、商馆里做杂役、跟班、跑腿的年轻男工，地位不高，但常有机会接触外商，学外语、见识西方事物。
他帮远道而来的英国商人布莱克辨识东方草木，合作绘制中国植物图谱。布莱克去世后，黄东独自携手稿与画作远赴伦敦，交还其家人。在异国他乡，他向英国医师解释中国针灸的原理，为公爵夫人解读瓷器年款，还为植物拼贴画题写中文俗名“老虎耳”。英国著名画家雷诺兹为他画了像。回国后，黄东后来选择经商。
18世纪英国商人布莱克在广州主持创作的木棉图样。
黄东。
黄东的故事来自香港一位大学教授去年刚出书的研究。这个故事最打动干超的，是他为什么在当时远赴异国他乡，“雇主去世了，他完全可以不管。但他没有。他带着手稿和画作，远渡重洋，去交还给布莱克的家人。”干超认为，这里面有“义”。
“这个普通人可能微小到根本没人会知道他，但他后来却在英国留下了自己的画像。”他对黄东的评价很具体：“很开放、很聪明、身段很灵活、很有义气、很有情有义、勤劳、学习能力超强。”他说，这种人格特性，跟后来很多粤商下南洋到别的国家去扎根，还是能获得成功，“其实是有道理的”。
干超说起此前拍纪录片《何以中国》时的感受：“讲万年的历史，除了考古发掘的器物、墓葬里的器物之外，其实你很难找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但贸易不然。货物、单据、进货单、出货单、法律、绘画、政府记录，全都留下来了。原本服务于现实商贸活动的证据，无意间为后世留下了一座体量庞大的历史宝库。”
另一个故事关于外销画师林呱。
林呱（Lamqua），中文名关乔昌，活跃于1830年至1860年，是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的学生，19世纪广州外销画师中的佼佼者。钱纳利登陆澳门，给西方人画肖像，价格很贵，在外国人圈子里很有名气。林呱临摹其技法，回广州在十三行附近的同文街开设画室。画店一层是商铺，二层是制画作坊，他雇佣了一二十名画工，以流水线的方式制作外销画。
从一个人的作画，变成产业式的艺术产业。画作价格下来了，交单快，客户要什么画什么。
19世纪广州画师林呱与英国同行乔治·钱纳利。
干超用了一个当代的表述来概括：“0到1是他画出来这个技巧，它是一个创新。1到100也就是说一种应用的创新，我把一个规模生产、控制成本、服务消费者、压缩时间、大量供货结合起来。”
19世纪广州外销画《珠江南岸运茶图》。
这种能力，不只是林呱一个人的。他把这个故事和广彩瓷连在一起讲。外国人到中国来订瓷器，订单到了广州，广州下单到景德镇，景德镇拿了图纸做出来再运回来，得几个月，外国人等不及。广州就把素瓷胎进过来，在广州根据西方人的要求画。“也就是来样加工，来样定制。但它和景德镇之间，形成前店后厂模式。”
干超说，这些事情在广东人的基因里和贸易实践里，被存续下来。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画中，约30%是广州外销画。“它的比例就可见一斑，就是相当大的一个销量。”
如果说黄东代表的是广东普通人“有情有义”的一面，林呱代表的是广东人“敢为人先、善于经营”的一面。广东的开放长河里，正是无数这样有情有义、敢为人先的普通人，把贸易从货物的交换，变成了文明的相遇。
半年，八百幅原画，AI做不到什么
“拍贸易史有一个好处，”干超说，交易的是货物，货物是有形的，会留下来。单据、进货单、出货单、法律、绘画、政府记录，也都保存下来了。
但一部长达两千多年的贸易史，很多场景已经消失了：码头、港口、船只、人的服装、画室的样子。这些东西怎么在片子里呈现？
谈及最新的AI技术，干超认为，制作纪录片时，AI动画比文本还要难。
“文字可以巧妙地去避让闪躲，但当你把它变成一个动态的视频，这个画面当中的所有东西都无处藏身。船的形态是什么样，人的服装是什么样，货物装在什么样的箱子里，箱子怎么防潮的，人和人之间流水线的距离座位是多远……最后都要靠细节来支撑。”
他表示，片中80%以上的动画画面有直接史料依据，关键帧由画师参照历史资料和专家考证手绘完成，AI仅辅助流水、船行等动态过渡。“每一个镜头都是经过大量考证，手工画出来的。”
半年前期准备，拜访了近50位全球专家，准备了40万字材料稿，画师经手800多幅原画，最后用在片子里的只有一半。
这些考证的依据从哪来？干超说，外销画也帮了大忙。“你能够很直观地看到那个时代广东的港口是什么样的，澳门的港口、香港的港口是怎样的。广州卖的很多是茶，运茶、制茶、装茶、运输出去，整个过程都画下来。广东当时的市井生活、花鸟鱼虫都被画下来。”
“等于是一个广东的视觉百科全书。”
两个月，寻找一块碑，打开一扇门
整个拍摄过程去了全球很多城市，也经历了水下考古。谈到哪一站比较困难或最意外？干超讲了一个在新加坡的故事。
唐代阿拉伯沉船“黑石号”沉没在印尼海域，文物被新加坡一家博物馆收藏。长沙窑瓷器上画着阿拉伯客户要的椰枣纹，唐代金器器型是阿拉伯所需，中国最早的青花瓷——蓝白配色正是阿拉伯人喜欢的色彩组合。干超希望把这些文物集中起来拍摄，不仅是打开展柜，还要把100多件文物全部拿出来组合拍摄。
9世纪“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
“沟通了大概3个月，也通过新加坡的朋友层层联系。最后这个博物馆是史上第一次打开了展柜。”干超说，“我们写了很长的拍摄提案，讲我们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是从文明的视角来讲述的。过去的一些作品也给他们看到，他们也相信这个团队有丰富经验，会对文物安全负责。”
另一个是寻找杨良瑶神道碑的故事。
杨良瑶是唐代外交使臣，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他奉朝廷之命从广州出海，远航黑衣大食（今伊拉克一带）。神道碑记录了他出使路线和经历。
“这块碑在能找的任何历史书、考古书上，只有几张模糊不清的老照片。后来了解到它可能在陕西，具体位置无从得知。”节目组经过两个多月的寻觅，在即将结束拍摄时，在泾阳县找到了它，并用在了正片第一集中。
这块碑被保护在一个放了几十年的玻璃罩里，“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就出自这块碑。
干超认为，这句话“特别浪漫，充满一种对渡海的豪情和勇气”。他想到鉴真六次东渡皆失败，第六次失败后辗转到广州，在广州港看到“异域商船桅樯如林，岸边堆满奇珍异宝”。他想到遣唐使每次三船齐发，“保证三船当中必有一艘能活着到中国”。
“做生意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行为，资金的冒险、货物的冒险，但加上渡沧海以后就是冒险之冒险——你是要拿着生命去冒险，而不仅仅是你的资本去冒险。”
这种冒险，不只是商业的冒险，也是一种文明的冒险。干超说，这部片子最终要完成的，是一个文明叙事，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性的叙事。
开放，不止于获利
做完这部片子，干超对“开放”的理解有了变化。
“过去我们讲开放，更多是经济层面的——以获利为宗旨。但如果开放仅仅是获利的工具，一旦短期利益受损，开放就会被质疑或者动摇。”
“但拍完这个片子我认为，开放不仅仅在于获利，更在于文明自身的丰富和成长。”他认为，“广东开放实践的终极价值，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更是文明的贡献。”
干超接着讲了一段话。
“你要说中国的经济活动对世界的影响力，特别是外贸的影响力，这是外国人自己在书里写的：中国在绝大多数人类时光当中是领先的。但是中国在领先的时候有没有去搞殖民呢？没有。没有因为货物去搞殖民，没有因为贸易不顺利去搞战争，像鸦片战争西方做的这些事情没有去做，也没有因为技术领先去搞技术封锁，也没有去搞零和博弈。”
“这些事情表现出来的好像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结果，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文明的选择。”
导演干超在拍摄中。受访者供图。
他接着说：“简单讲就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价值主张，落到广东人的口头禅，就是‘和气生财’。在做一场生意时，你首先想的不一定是自己赚多少钱，有时会想对方能从中获得什么。”
“往小了讲，是一种文化惯性。往大了讲，到国家或者到千年历史层面，它就是一种文明的表现了。”
今天，他们正在创造历史
采访快结束时，干超说，他一直想打捞“沧海一粟”。
这让人想起另一种历史写作——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罗新在《漫长的余生》里，从一方北魏宫女的墓志中，还原了一个被宏大叙事淹没的普通人。
罗新写道：“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
干超说，他之前拍的大多是现实题材纪录片，拍矿工、拍练体操的孩子、拍城市独居老人。“当你和他们把心打开的时候，会感受到当中人的尊严，为一点点小小的幸福，付出巨大的努力，当中所体现的韧性、坚守、乐观……一切美好的品质。”
他认为，今天参与经济活动的这些普通人，“看上去没有银行家、大企业家、大贸易家或官员这么显著，但实际上就像黄东一样，像一道微光。正是人和人的流动带动了物和物的流动，使贸易的大潮得以翻涌，全球化得以实现。”
《广济沧海》还将推出外语版。干超说，他希望国外观众看完能理解：中国今天的贸易格局从何而来。
两千年的广州港，已经给出了答案。黄东、林呱、杨良瑶，还有无数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商船水手、画室工匠、码头工人——他们是沧海一粟，但他们踩出的足迹，汇成了贸易的洪流。今天，第140届广交会上来来往往的普通人，或许就是下一个千年被打捞的“沧海一粟”。
他们正在创造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