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翠园宫在东方宾馆原址重开。排号的队伍从厅内绕到廊下，号排到三百多，要等两个钟头才能坐下。玻璃门推开的瞬间，冷气裹着点心蒸笼的热气涌出来，隐约飘来厅堂里老歌的旋律，一下子就能把人拽回几十年前——能让老广们耐心等待的除了一盅两件的美味点心，还有什么？
四十六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1980年3月，内地第一家营业性音乐茶座正式挂牌。而8月25日，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在广州举办。两件与流行音乐密切相关的“动作”接踵而至，更像是梳理广州流行音乐40年发展脉络过程中的一次历史回响。从茶楼粤曲到20世纪80年代的音乐茶座，从市场化破冰到唱片工业崛起，广州流行音乐的每一次跃迁，都深植于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基因——包容与创新。理解了茶座，就理解了广州流行音乐何以发轫于此，又何以不断向前。
广州音乐公园。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俊杰
音乐茶座并非20世纪80年代的凭空发明，可追溯至晚清的茶楼。同治年间，西关初一楼首设歌台，瞽姬于茶楼清唱粤曲，茶客以茶资换取观赏权，演出嵌入日常饮食场景，不设森严的观演边界。鼎盛时期，张月儿、小明星、熊飞影、徐柳仙等一批女伶都在曲艺茶座演唱。曾创作出《帝女花》《蝶影红梨记》的粤剧名编剧唐涤生亦是曲艺茶座的常客。曲艺茶座，从来都是广州人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餐饮加演艺的经营模式，奠定了岭南文娱生活的基本形态：艺术欣赏不必是隆重的仪式，可与饮茶、会友、闲谈等日常行为融为一体。到民国时期，茶座内部已出现风格分化，爱群大厦等新式酒楼在粤曲演出间隙穿插上海时代曲与西洋轻音乐，本土声腔与外来曲调共处同一厅堂，受众各取所需，互不排斥。这种并行不悖的生态，正是广州文化包容性的早期显现——只要市场有需求，听众愿意买单，就能在茶座的方寸之间找到位置。
20世纪80年代，翠园宫名噪一时，其成功也催生了音乐茶座的迅速兴起。那时，广州陆续涌现七十余家音乐茶座，日均到场受众超万人次，规模可观的流行音乐消费市场，就在茶座氤氲的茶气之中逐步成形。
茶座的意义不止于娱乐消费，更在于它孵化了中国内地第一代流行音乐产业生态。吕念祖、刘欣如等早期广州歌手均出身于茶座驻唱；1981年东方宾馆组建东方轻音乐团，成为国内首支酒店自营专业演出团体，吸引大批院团乐手下海。茶座兴起之后，靠嗓子、靠技术、靠市场认可吃饭，成为文艺工作者的一种全新的职业选择。驻唱需求催生职业化电声乐队，翻唱热潮带动乐谱编配行业，听众对音乐产品的渴求刺激了磁带录制与音像出版。太平洋影音、中唱广州、新时代影音等唱片公司的崛起，与茶座市场的培育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陈小奇、李海鹰、毕晓世等本土词曲作者集结广州，《弯弯的月亮》《信天游》等原创作品相继问世，广州流行音乐完成了从翻唱到原创的关键跃迁。
值得玩味的是，流行音乐茶座的繁荣并未挤压粤曲的生存空间，反而为粤曲茶座的复办铺平了道路。1989年，海珠花园酒家龙凤曲艺茶座正式营业，比翠园宫晚了9年。这一时间差耐人寻味：正是流行音乐茶座率先打通了经营性茶座的政策通道、培育了成熟的消费市场、验证了茶座商业模式的可行性，粤曲茶座才得以顺势回归。此后，泮溪酒家、陶陶居、荣华楼等老牌茶楼相继恢复粤曲演唱，形成新式流行茶座与传统粤曲茶座并行的双轨格局。两类茶座、两种音乐形态、两代受众，在同一城市共生并行，互不挤压替代。这正是广州文化包容性的生动注脚：接纳新潮不等于抛弃传统，守护本土不等于排斥外来。
当下，翠园宫重开与流行音乐大会的接踵而至，便有了更深层的意味。翠园宫现象不是简单的怀旧消费，而是城市对自身文化记忆的一次主动认领。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落地广州，同样不是偶然。广东是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摇篮，拥有几代音乐人的创作积累，广东本土的新生创作力量同样不容小觑。
今日广州流行音乐面临的命题，与40年前翠园宫开张时颇有相似之处：如何为流行音乐找到新的发展道路？如何在全国乃至全球的音乐版图中，重新确立广州的位置？答案或许就藏在茶座的基因里。一百多年前，广州人把粤曲唱进了茶楼；四十年前，广州人把流行音乐也唱进了茶楼；今天，面对数字音乐、AI创作、湾区融合的全新语境，广州需要做的，依然是那四个字——包容，创新。不固守旧的范式，不排斥新的可能，在岭南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上，敞开怀抱，大胆试验，找到流行音乐的创新之路。
（作者系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副院长、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罗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