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共22937卷，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最大的类书。其内容丰富，包罗万象，集明初以前典籍之大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标志，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大典》命运多舛，历经劫难，现存只有800余卷。而佚失的两万多卷，追索无凭，情怀空寄，以至于衍生出关于全本仍存于世的诸多猜想（如殉葬说等）。不过，这些猜想基本上属于无稽之谈。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换一种新的方式来推想《大典》全本呢？所谓新的方式，就是创建面向公众的《大典》复原平台的构想，借此解读中华经典，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公众均可以参与《大典》的复原。这不同于文保人士的复原工作。面向公众的《大典》复原平台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古籍活化利用试验场，为其提供了解、整理、利用《大典》的各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公众既能读到现存的《大典》，也有可能读到已佚的《大典》。也可以说，复原就是一种创造性的阅读。
这一设想的依据如下。
首先，《大典》目录完好无损存世，而且目录上标注了每卷所收之大概内容，因此，凭借目录，我们能大致推想各卷所收之文献。
其次，《大典》是一部类书。类书是由现成材料构成的，而且其编排是有规律的。编《大典》时所能看到的书，我们目前仍能看到其中很大一部分。《大典》的编纂原则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所谓“用韵以统字”，即根据《洪武正韵》的顺序排列各字；“用字以系事”，即对每一字，又列出以它为韵或关键字的各个事目（即主题词），然后将有关各个事目的文献抄进《大典》中。因此，《大典》的编纂原则可概括为：韵——字（韵脚，入韵字）——词（主题词）——文献。例如，湖字收在《洪武正韵》中的模韵，这就是“用韵以统字”。湖可以构成西湖一词（事目），那么，有关西湖的文献就可以收载在此词之下，这就是“用字以系事”。因此，我们有现成的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懂得编排方法，就可以复原出一部分《大典》。
最后，近年来我们在复原上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及经验，并初步总结出复原内容的编排规律，为公众参与复原《大典》创造了条件。例如：
其一，各卷的标题如何拟定。例如，每卷正文开头什么情况下标单字（即占一行）及内容（如“御史台二”），什么情况下不标。这方面我们已通过对《大典》引地理书的规律进行了总结，并应用到一期复原成果的整合中。
其二，顺序。《大典》每字下所收内容的大致顺序是这样的：韵字（先罗列各家对该字的字音、字义的训释，然后收录该字的各种字体，然后为总叙）；事目（若有关涉制度的事目，则先收，将相关文献从古及今收入该事目下）；诗文（先文后诗）；书名（收全书或全书之一部分）；地理（府州县等名）；姓氏（所收人物按时间先后排列）。
其三，另行抄写。《大典》每一大类（指韵字、事目、诗文、书名、地理、姓氏）均会另行抄写以示区别，至于各大类之内，有的不另行抄写，有的则据其小类而另行抄写，如字体、总叙、地理下的各级行政区划、姓氏下的各个人物均另行抄写。
尽管我们从事复原工作已经历有年所，但创建面向公众的《大典》复原平台则是最近的想法，其原因是：我们在整合复原成果时，需要思考《大典》的编辑规则。而且，复原计划要求将每卷可能收录的内容标注出来，我们正好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将其付诸实施，作为复原的指南。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想借此机会回应社会上尤其是学术界对复原的关切与质疑，即是否真能复原出《大典》，以及复原的意义如何？笔者认为，复原的《大典》只能是复原本，不能与原本等同，这是肯定的。事实上，大多数古籍整理的求“真”，都是整理者想象的“真”，与原本是有区别的。这就如同AI复原古代人物画像一样，肯定会与原貌有差距，但这种复原也是有意义的。而且，与复原结果相比，复原过程更为重要，它提供了一种认识古籍的途径或参考。因此，为了把复原做得更有意义，我们将其建成一个公众都可参与的古籍整理试验场。
那么，公众便可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借助平台参与复原，实现对《大典》的另一种阅读。具体如何操作呢？
首先，以现存《大典》为例先作尝试。挑选一些现存卷次，将其内容拆分为若干部件，由参与者将其恢复为原书。可以反复练习，以达到熟悉原书的目的。这样的练习有标准答案，可以不断试错。
其次，以亡佚《大典》为例。选取相对简单的或我们已经复原了的，作为练习对象，如局部补缺性的复原。这类复原，既有现成部件材料，其内容构成也相对简单。这部分虽然没有标准答案，但基本可以判断复原的对错。
最后，开放式的复原。这部分没有现成的部件，需要自己去找。我们可以提供参考的范围以供选取。这部分也没有标准答案，其复原成果可以商榷、存疑。
为了方便公众参与复原，我们会提供相应的复原规则——如每卷平均23叶（古籍的叶指筒子页，相当于今天的2页）左右；并提供《大典》版式——每半叶八行，每行28字，双行书写。公众可以参考《大典》版式进行复原，将文字或图片填写进去即可。而且，我们会将二万多卷全部做成原卷的样式，包括收哪些字、所属字韵等。此外，我们还会提供复原所需的材料及参考资料，包括：《大典》目录、凡例、现存的卷次；各种复原的示范、样例；提示每卷可能收录的内容；《大典》基本知识介绍，相关研究成果；《大典》引书数据库，等等，供公众复原参考。
以上复原工作都可以在线上平台操作。公众可以在平台上分享、交流复原成果，以便求同存异，不断改善。功不必成于一时，日积月累，终有所成。
创建《大典》复原平台，除了推动《大典》、大典本、辑佚、类书等研究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公众的高度参与。通过平台，公众可以参与古籍整理，让古籍整理走近大众。在这种特别的阅读中，我们不必过于拘泥于真正的《大典》。读者甚至可以以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制造一册专属自己的《大典》，作为纪念。这是一种超越求真的复原。
第二，通过平台，公众能系统地了解《大典》相关知识、与《大典》有关的典籍和古籍整理，大量地使用典籍。而使用古籍、整理古籍，较之一般的阅读古籍更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三，这是回应新时代古籍整理的一种尝试。很多旧的古籍整理成果要推倒重来，旧的古籍整理方法也需要不断改进。开放性的古籍整理——全民参与、数字化资源与技术的应用、对过程性的重视，也许预示着我国传统古籍整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方向。
当然，创建《大典》复原平台现在还仅仅是一个构想。之所以提出来，是希望听取公众的意见。十多年前，笔者提出复原《大典》的构想，也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提出来，没想到后来会真的付诸实施。现在提出的公众参与复原的构想，同样也是一种学术探索。正如网上流行语说的那样，人应该要有理想，万一实现了呢？
（张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