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1月22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正式获批。这些都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与战略动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肩负着优化国家区域经济布局的关键任务，更是激活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潜能的枢纽引擎，以及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核心实践场，直接关系到协调南北区域发展质量和塑造国家长远竞争优势，全局性、战略性意义日益凸显。
一、深刻把握新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意义与时代价值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区域重大战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其立足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全局高度，对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塑造新发展动力、探索现代化建设路径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影响。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是统一思想、凝聚合力、推动战略向纵深发展的根本前提。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实践，为解决超大规模发展难题提供先行示范。一个时代，总要有一个时代的改革样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直面超大城市治理与区域均衡发展的世界性难题。京津冀同属京畿重地，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但存在“北京吃不了、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着”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在此背景下，党中央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优化京津冀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根本指向是打破单中心集聚的传统路径依赖，在发展中同步优化核心城市功能与区域整体布局。这不仅是为解决区域内部的均衡发展问题，也是为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相协同，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更是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提供内涵丰富的区域样本。
打造新时代创新驱动增长极，为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构筑战略支点。京津冀协同发展亟待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体制机制障碍。京津冀虽具备密集的科教资源、完备的产业体系与丰富的创新要素，但三地在创新能级与产业层级上呈现显著梯度落差，同时，成果供给和产业需求明显错位。因此，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在于遵循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规律，贯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构建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产业应用的无障碍通道，将京津冀打造成为引领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高地，为我国赢得科技竞争主动权、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提供核心支撑。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畅通经济循环是新发展格局下决定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潜力的核心。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就是要发挥其东临渤海、携揽“三北”的地理区位优势，依托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与完备产业体系的规模优势，着力打通要素流动不畅、区域壁垒犹存等关键堵点，解决内部循环“主动脉”不通、“微循环”不顺、市场潜能未能充分释放等系列问题。一个内部联系紧密、规则统一、循环顺畅的京津冀区域市场，能够形成强大的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显著提升区域经济的自持力与稳定性，从而在我国应对复杂外部环境变化、有效防范化解外部冲击的过程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压舱石”和“增长极”作用。
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为国家战略实施筑牢坚固屏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安全的保障。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统筹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紧迫的时代课题。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承担着为大国首都功能运转、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筑牢安全屏障的重大使命。因此，京津冀地区应着力构建区域安全与发展协同互促的新格局，对内筑牢首都安全护城河、对外构筑国家战略安全防火墙，为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发展主动权、实现稳中求进提供关键的战略支撑。
二、纵深推进新阶段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重点举措
我们必须牢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战略嘱托，勇闯深水区、敢啃硬骨头。聚焦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空间形态等时代课题，拿出实招硬招。以一系列标志性工程和关键性改革，将京津冀真正打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坚持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相结合，拓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空间。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在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中先行示范的伟大实践。一是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京津冀地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城市群；依托京津、京雄走廊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京津雄地区创新三角，支持天津滨海新区与河北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错位联动发展；唱好京津“双城记”，推动天津“津城”与“滨城”协同发展、通武廊地区建成产业创新发展先行区，强化天开高教科创园等平台全面融入发展。二是以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模式为抓手，持续夯实“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构建以北京、雄安、天津为顶点的“黄金三角”快速交通网，并重点推进天津西站、天津南站、武清站等枢纽的站产城综合开发，打造集商务、创新、居住于一体的城市活力中心，布局一批定位清晰、特色鲜明、职住平衡的“微中心”和专业化承接平台，引导央企二三级总部、科研院所中试基地等向京外精准布局。三是创新性推进飞地经济合作，积极探索跨省市飞地的经济合作模式，务实解决飞地协同发展问题，探索规划共编、开发共投、利益共享的新模式，将其转化为跨行政区合作“前沿哨所”与政策创新“试验田”。
坚持原始创新与转化应用相结合，培育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贯通从基础研究“0到1”突破到产业应用“1到N”转化的完整链条，这既是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需求，也是实现创新“高峰”引领与产业“高原”支撑协同并进的核心任务，更是探索高质量发展道路中先行示范的必由之路。一是聚焦前沿新赛道，壮大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围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等前沿领域，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二是聚焦多链协调发展，合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津冀加速布局，构建梯度分工、优势互补、联动共赢的区域科技创新网络体系。同时，围绕“六链五群”，以产业链“织网工程”为载体，合力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三是共筑全域开放的首用场景，打造新质生产力的综合验证场。率先为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技术，提供从概念验证、中试放大到商业落地的“全链条真实试验场”。统筹规划并有序开放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绿色能源等“超级场景”，以真实的复杂需求牵引技术迭代与集成创新。
坚持均等享有与舒心可及相结合，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温度。协同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必须在实现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一是在教育协同上，重点从资源单向辐射转向生态共建，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京津冀一体化教研平台与课程资源库，推动师资培训、课程开发与教学评价的深度融合，并围绕区域重点产业链，以产教融合共同体形式共建高水平的专业化职业院校，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的动态适配。二是在医疗协同上，以数字健康为纽带，推动三地医疗卫生数据互联、标准互通，在检验结果互认基础上探索建立京津冀分级诊疗与远程诊疗协同体系，并依托国家医学中心在津冀布局一批疑难重症诊疗能力突出、专科特色鲜明的区域医疗中心，系统提升区域整体健康保障能力。三是在社会保障协同上，构建全生命周期支撑体系，创新跨省域养老服务补贴结算与质量监督机制，支持津冀利用空间与生态优势，发展“医养康养学养”融合的综合性养老社区，并探索社保服务“一卡通办”与跨区域公共就业服务网络，实质性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公平。通过制度创新与数字赋能，系统性缩小区域间公共服务差距，将协同发展成果转化为三地居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坚持生态保护与安全保障相结合，夯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基础。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根基所系的一体两面，必须协同推进，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先行示范。一方面，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让“绿水青山”有价可循、有利可得。在持续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的同时，构建标准统一、市场驱动、跨域核算的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与交易体系，依托数字化生态监测网络，推动碳排放权、用水权、林权等权益交易的市场化运作，使张承等生态功能区的绿色发展获得内源性、可持续的经济激励，变“输血”为“造血”。另一方面，夯实发展安全基石，必须围绕新发展格局构建更具韧性的区域“大安全”屏障。在强化自然灾害的跨区域协同预警与应急响应的同时，共建平急结合的粮食与能源安全保障体系。
坚持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相结合，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活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必须刀刃向内深化改革，同时面向全球扩大开放，坚持强大国内市场与扩大自主开放相辅相成。一是破除隐形壁垒，让京津冀真正成为一个企业可以自由经营的经济整体。建立数据资产凭证和科技创新积分体系，进一步消除企业在三地经营时不便捷的程序等。同时设计清晰合理的跨区域利益核算与分配机制，保证各方在产业协作与园区共建中的投入获得合理回报，从根源上解决合作动力问题。二是整合“抱团出海”，共建以国际信息产业与数字贸易港为核心、空海陆港高效联动的世界级联合枢纽体系，真正形成共绘一张产业地图、共用一份政策清单、共组一支专业团队，面向全球开展联合招商与产业布局，围绕核心技术与创投资本等关键资源，将区域的综合优势转化为在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替代的节点价值。三是联合用好国际展会平台，共同吸引全球高端要素，推动京津冀从“中国的京津冀”迈向“世界的京津冀”，在更高水平的开放竞争中塑造区域整体优势。
（作者张贵 吕晓静分别为南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教授，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