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现场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摄
高胡大师吕文成
吕文成用过的高胡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摄
泉州南音二弦
广彩仕女奏乐图大碗
绿釉浮雕伎乐纹胡瓶
高胡，即“高音二胡”，又称“粤胡”。20世纪20年代，在中西音乐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潮流下，高胡融合了传统民族弓弦乐器与西洋弓弦乐器的特点，应运而生。其音色与调式完美演绎了广东音乐的明朗与积极，引领广东民间音乐的崭新发展，更是中国民族音乐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生动例证。
近百年来，高胡影响下的广东民间音乐深受粤港澳三地人民喜爱，成为广东音乐艺术一张“响亮的名片”。
粤胡百年
为一种乐器办一个展览
8月26日，“粤胡百年——高胡与广东民间音乐文化展”（以下简称“粤胡百年”）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幕。在3个月的时间里，这种在中国民族音乐史上卓然不凡的乐器，将陪伴大家一道走入一段精彩的音乐时空。
展览聚焦广东地区代表性民族乐器——高胡，汇集粤剧与粤乐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音乐藏品、民俗风物，分为“丝路弦音”“粤调自成”“粤韵和鸣”“粤艺长歌”四大篇章，讲述胡琴的历史源流、高胡的创制由来、音乐艺术与文化影响，借助多媒体互动、沉浸式展演、多感官体验等方式，为观众全方位展示高胡与广东民间音乐的艺术魅力。
在“粤胡百年”展览中，大家能看到一代名家吕文成使用过的高胡。
吕文成，广东中山人，擅长二胡、扬琴的演奏。结识小提琴家司徒梦岩后，两人相互启发，结合中西弓弦乐器的特色，改二胡丝弦为小提琴钢弦，采用双腿夹奏的方式，创制了独具岭南乐调的高胡。其代表作《步步高》等脍炙人口，长奏不衰，成为广东音乐的经典名作。
展览中，大家能看到二胡以及与之相关的“胡琴”的发展流变。在一件唐代绿釉浮雕伎乐纹胡瓶上，两面有伎乐人物，左为演唱者，右者胸前横抱一琵琶演奏。唐代胡乐文化盛行，“胡琴”一词在当时多指琵琶。另一件泉州南音二弦，与《乐书》中奚琴的形制相似，轴头与板面同向，没有现代二胡的“千斤”。清乾隆时期的广彩仕女奏乐图大碗上，女乐师们正在演奏云锣、胡琴、三弦、碰铃、钹、琵琶、拍板、鼓、笛、笙等乐器。这些东方乐器的动人身姿和发出的美妙旋律也曾深深打动当时的西方人。
胡琴家族新成员
融合中西弓弦乐器，始创高胡
“粤胡百年”展览策展人李瑞琦说，高胡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是在不断的文化交流之中绽放出的奇花。
自汉代张骞开通西域，胡乐文化就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向东传播。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胡汉文化的交流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从宫廷到民间，人们以研习胡乐为风尚。
早期历史文献中所说的“胡琴”泛指西域传来的各类乐器，包括胡笛、胡琴、胡箜篌等，后来才逐渐专指弓弦类乐器。在时间和地域风土的共同作用下，不同民族交流融合，胡琴逐渐演变出了形态各异、特色鲜明的多种器形，衍生出一个庞大的胡琴家族。在“粤胡百年”展中，我们便能在高胡之外，看到二胡、四胡、坠胡、板胡、京胡、椰胡、粤剧二弦、潮州二弦、南音二弦、潮尔、马头琴、艾捷克、藏弦胡、马骨胡等多地区、多民族的“胡琴”。
据李瑞琦介绍，明清时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粤人也善操琴、吹箫、弹奏琵琶，粤剧、木鱼、南音等本地民间艺术开始活跃。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大量广东人赴上海谋求新的发展机会，把粤地方言、文化、习俗带到了沪上。开放包容、善于创新的广东人，在保持粤调音乐特色的基础上，融合中西弓弦乐器特点，创制出高胡。在一代代广东音乐家和制琴师的努力下，高胡的形制和音色得到不断改进，逐渐成为中国民族乐器的重要代表。
与二胡相比，高胡琴筒较细，多为圆筒形。其定弦一般比二胡高一个纯五度或者纯四度，音色清澈、明亮，成为我国民族管弦乐队中拉弦乐器组的高音乐器。
诞生故事
用腿夹住琴筒弹奏，高胡乐音清丽华美
从20世纪20年代始创，虽然已走过百年岁月，但高胡在中国民族乐器的大家庭中，仍可算是最“年轻”的成员之一。有关它的诞生，流传甚广的说法颇具故事性。
据高胡大师、被誉为广东高胡第三代传人的余其伟对黎紫君《吕文成成名史略》的引述，当时，吕文成在上海中华音乐社扬琴独奏《梅花三弄》和《小桃红》，大受好评，“为广东人在异地吐气扬眉”。为了避免人们对他有“独沽一味”的讥诮，他又决心在二胡方面下苦功。四个月后，他的二胡技艺已经突飞猛进。但在卧虎藏龙的江南，要在二胡演奏中争得一席之地谈何容易。于是他创造性地“以上盘线（第一把）作低音，改以中盘和下盘线（第二和第三把）作主音”，“经过这一蜕变，果然很是悦耳”。也就是说，他在七板线转调法（即以七音律的每个音作主音进行七种转调）的启迪下，用转调的二胡奏出独特音色的粤乐。这一举动便成为高胡诞生的先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经济有过一段繁荣时期，也带动了文化教育的繁荣，乐器行随之兴盛，仅琴行便有二三十家，主要集中在濠畔街一带，代表者有“金生”“德声”“亨泰”“悠扬阁”“正声”等。一些琴行制作的乐器远销上海、湖南、山东等地，甚至出口到美、加、南洋一带。1926年左右，吕文成从上海来广州演出，曾多次到德声琴行去，常蹲在功夫凳上与工人们聊天。一次，因为气候潮湿，吕文成随身携带的江南二胡蛇皮脱胶。在当时名扬省港的胡琴制作师何鉴的建议下，参考广东二弦的制作特点，吕文成为他的二胡临时蒙上较紧的蛇皮，并换丝弦为钢弦。试奏后发现发音清脆，但带沙音。于是他们反复实验，最终发现用腿夹住琴筒演奏，可以发出清丽华美的乐音，与传统二胡大异。正式演出后轰动一时，粤人争相效仿，遂有“粤胡”或“广胡”之名。到20世纪40年代，“高胡”之名才出现。
改进形制
分寸之间，尽显制琴师独到技艺
当时的高胡在外形结构上未能跳出江南二胡的模式。二胡琴杆较长，吕文成将其截短几分才适合高胡发音的张力比例。此外六角形的共鸣箱影响了高音区发音的敏感度，加之旧时工艺相对粗糙，六块板难以做到厚薄、质地均匀，所以妨碍共振，音色不理想。吕文成和何鉴参考广东传统竹二弦、提胡的方法，改用圆形茅竹筒作为高胡共鸣箱，使音色脆而美。后来又经众多琴人及制琴师不断改进，终于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高胡。在展览中，就能看到一件吕文成用过的高胡。
高胡的制式，从吕文成的最初改制到如今的形制已然发生许多变化。原料的选用、琴杆的样式、琴筒的造型、蒙皮的选材、缠弦的顺序无不影响着一把高胡的音质。分寸之间，尽显制琴师的独到技艺。
李瑞琦说，高胡的音色与调式完美演绎了广东音乐的明朗与积极，引领广东民间音乐的崭新发展，更是中国民族音乐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生动例证。近百年来，高胡影响下的广东民间音乐，深受粤港澳三地人民，甚至是全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喜爱，成为广东音乐艺术一张“响亮的名片”。
粤剧、粤曲和广东音乐被誉为“岭南艺术的三大奇葩”，早已深深融入广东人的生活。高胡清脆明亮的音色、拟人化的音调、灵活多变的旋律，不但与粤剧、粤曲拍和相宜，更是以其独特的音乐表现力引领广东音乐的发展。这一独具岭南特色的乐队领奏乐器，近百年来不断融汇创新，开拓出属于广东民间音乐的全新天地。
自从引入高胡作为主要乐器后，广东音乐因其在独奏、重奏、协奏等方面的表现力突出，在形式与编曲上有了更多的可能。在粤剧领域，高胡的引入迎合了粤剧剧院演出突出声腔艺术的表演需求，形成了以高胡为“头架”，“融合南北戏剧之精华，综合中西音乐而制曲”的乐队配置。与此同时，广东音乐也逐渐被粤剧、粤曲吸收接纳，三者相互渗透，共同发展。
高胡名曲
《鸟投林》 模仿鸟鸣创始之作
《下山虎》 抗战中振奋民族精神
“粤胡百年”展出的一件佛山衬色剪纸《小鸟天堂》，反映了广东江门新会“小鸟天堂”的著名景观。它与广东音乐中的名曲《鸟投林》形成了美妙的呼应。《鸟投林》是广东音乐演奏家易剑泉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作品，描绘了夕阳余晖未尽、百鸟归巢的景象。此曲原用灌水陶瓷小鸟吹奏模仿鸟叫声，后经高胡演奏家刘天一改用高胡高音区的滑音，发出生动逼真的鸟叫声，呈现出百鸟争鸣的意境。这一技巧使该曲成为高胡模仿鸟鸣的创始之作，经久不衰。
在抗战的烽火中，高胡也曾以高亢的乐声振奋民族精神。广东音乐《下山虎》乃吕文成于民族危亡之际创作的作品，旋律明快有力，展现出老虎下山时的敏捷矫健、威武勇猛之势。音乐家冼星海在他的最后一部管弦乐作品《中国狂想曲》中，也融入了此曲，表达对祖国的赞美和民族必胜的信心。
策展人李瑞琦介绍，自创制以来，高胡以独特的岭南韵味、高超的演奏技艺，吸引了众多音乐家和音乐“玩家”的关注，也成为民族乐团中高音部的重要乐器。
高胡、粤剧、粤曲、粤乐均是岭南音乐文化的瑰宝，不仅在广东地区流行至今，在粤港澳地区、海外粤语流行地区也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广东人积极乐观、敢于拼搏、开放包容的精神也随着音乐融入灯火万家，走向世界。“高胡将广东人乐观昂扬的奋斗精神，从珠江之畔传向世界舞台。”李瑞琦说。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通讯员粤博宣
图/广东省博物馆提供（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