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失败，怎么办？
来自广西农村家庭的“复读狂人”唐尚珺曾经写过答案。决定参加2024年高考后，他在山里的球场写下微博：“不是每个球都会进，也不是每个愿望都这么容易实现。”
与许多农村娃娃一样，这位折戟的学子再次选择了复读。他只是比一般人更执着，第一次复读没考上清华，一遍遍重新来，直到14年过去，仍未“上岸”。
唐尚珺是个例，背后却是无数复读生群体的心态映照。
广州高山学校的校长张惠，退休后开始专注复读生教育，至今已经26年。她告诉南风窗，随着社会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学生和家长对复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是一群在学习阶段被刻板印象定义的笨小孩、失败者。
但多读了一年，人生就会发生逆转吗？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叶剑涛根据 “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PSCUS)”，调研了2700多名复读生。他发现，在大学生内部，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大学的概率有显著差异。
结果是，“弱势阶层子女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更高”。
为了看到复读生逆袭的轨迹与改写的命运，我们走进了张惠的复读机构，观察了这里的日与夜。在“高四生”忘我的学习世界里，你会发现，好的教育通常在细节凸显，但内核通常是相似的：给予个体公平流动的机会，以及改变命运的希望。
如80岁校长张惠坚持的，“我要他/她们发现，自己原来这么聪明。”
重启
高山学校的主校区并不显眼。在广州繁华老城区一栋写字楼的四层，白炽灯通常亮到很晚。走出电梯，写字楼的走廊映着一幅标语：“我们也许真的无法成为伟大的人，但却可以在生命中拥有若干伟大的时刻。”
这里，每年6月至9月，是来访者最络绎不绝的时候。学校的活动室摆满了桌椅，坐着前来问询家长。张惠记得，有些人的高考成绩还没出来，家长和孩子便开始咨询复读的事宜。
想复读的也许不止是考生本人。她见过很多“望子成龙”的家长，在子女高考出分以后感到了心理落差：“凭什么就我家小孩不能考上大学？我现在再要一次机会。”中国家长对高等教育强烈的心理渴求，让高山学校的咨询室里，来者经常是头发花白的中年人。
张惠记得多年前的一位寡言的父亲。在入学咨询环节，他几乎没怎么说话。等到众人散去，他走到张惠面前，问她：“校长，我能不能在你面前哭一次？”
她当即无法理解这个“请求”。直到这位父亲爆发了哭声，对她说道：“我也想表达一下——现在栽培一个孩子，实在太难了。”
高考的成败在许多教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里，都与家庭背景绑定紧密。清华大学的“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显示，缺乏教育资源和家庭指导的“第一代大学生”群体中，复读生的比例显著地高。
这份调研发现，2011年至2018年，“第一代大学生”参加复读的比例为19.91%，而“非第一代大学生”复读的只有11.76%。
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发现，在基础教育过程中，由于弱势家庭的孩子在各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导致在初次高考中也处于不利地位，只能通过复读提高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
“以时间换成绩，这是他们最无奈也是最优的选择。”该研究表示。
高山学校在读生
以时间换更好的成绩，促使着众多家长和学生踏上复读之路。在高山当了5年班主任的丁相玉告诉我，在高山，复读学生的群体主要有几类，一小部分是没考上梦想大学的尖子生。
再下一层，是高考上了本科线，但还达到公办线的学生。“这个群体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点：过度自信。”丁相玉说。多数情况，这类学生看上去掌握了所有知识点，但“处于一瓶水不满的情况”，学习还不够踏实。
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复读生，第一次高考的分数在本科线上下，是以前学校的“差生”，只能上三本院校。
“这类人的共同点是：没有自信。”
我问她，没有自信的学生们如何下定决心，面对又一年的残酷备考？
丁相玉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对结果不甘心。”不甘心失败的心理，促使了改变的发生。带着再活一次的心态，他们决意在高山，重启一次高三。
看见
在高山，学生的时间是最宝贵的——一节课的时长是80分钟，是传统课堂的两倍。一周有六天时间都在上课、考试。身处这栋写字楼，你很容易可以发现，学生的脚步比上班族得还快。
教师的节奏也风风火火的。带着黑框眼镜的丁相玉步伐很快，采访结束转头就消失在了走廊里。高考倒计时100天，她也时间紧迫。前段时间，她把班上30多位同学在过去半年9次大考的成绩都打了出来，逐个分析了一遍。
圈出每位同学优势和最短板的科目后，她接着给每个同学的成绩单上写留言，大意是：“你的优势在哪里？需要弥补的弱势是什么？在我心目中，你是一个可以达到什么高度的人。”
高山学校每天设有专门的答疑时间
这位90后女孩也是第一次当教师。2018年，从湖南一高校英语专业毕业时，丁相玉做了专业对口的外贸员。只干了半年，她决定从外贸公司离职，投入更适合自己的教培行业。
但连她自己也没想到，命运般阴差阳错，她接触了一群读书时从未深入了解的“差生”群体。
她和我坦言，第一年教复读生时，自己很痛苦，“很难理解为什么他/她能把那么简单的数学题做错”。有时候，她忍不住想对他们发脾气。
“我回想当时我读书时，如果到了这个节点，我们已经很着急了，但（紧迫感）从他们身上是看不到的。”
直到经历了第一年教学，与更多前辈积累教学经验后，丁相玉才找到与复读生相处的方式。
打开心灵大门的第一步，是看到个体。
丁相玉告诉我，很多复读生在高中阶段是被忽略的、沉默的大多数。“上学时，老师最关注的可能是成绩上游的同学，或者是最下层调皮捣蛋的人。但是往往处在中间的这一批人，最容易被老师忽略。”
来高山复读后，丁相玉想让这些被熟视无睹的小孩，体会被看到的感觉，那种被正向激励推着前进的滋味。
她要在一开学就给高四孩子们重建信心。而这个步骤，需要师者拥有经验和耐心。
丁相玉的办法是，先按照个人特点，为每个人把各阶段的目标确定好。在教学时，她以鼓励和表扬为主。“等目标从低到高，逐渐达成的时候，慢慢地，他/她们就会对自己有信心了。”
面对不同个体，她希望打开各自的心扉。“我在与个人对话和交流的时候，会不停地挖掘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想考什么样的学校，想证明什么。每个学生的身上都会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找到了以后，这个学生就会很好带。”
她记得一个小孩，在高山呆了两年。因为父母离异的关系，他一直闷闷不乐，甚至因此陷入抑郁，几个月无法出门上课。
无法上课的日子里，2021年，丁相玉经常给他打电话聊天。
到了第二年，让丁相玉感到欣喜的是，在交流时，他开始“愿意把心事都跟我说，愿意求助我。”
她知道，钥匙打开了门。
这个学生最后成功考取了梦想大学。
教育的力量
当不甘心的学生，遇到了高度体察人心的教师，教育带来的化学反应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校长张惠在这一行呆了26年。但丁相玉和我讲述起她时，想起的是这位老太太每年都会与教师一起送学生高考。6月的南方太阳经常火辣辣的，她却记得，校长会站在大太阳底下送考，从来不会往树荫底下挪一挪。
张惠校长送考现场
张惠和我讲述，这一行是理想主义的天堂，高考有着改变他人人生的作用。但她想给学生的，是再活一次的体验。“高四不是高中几年的简单重复，而是让人发现，自己原来不是笨小孩，你的能力和智慧是被压抑了。你还可以再来一次。”
于是，高山学校和很多机构不同，这里的班主任不承担教课任务，负责全职带学生，观察每个学生的动态。“别人都说我是教育行业的傻瓜。请班主任不教书，多高的成本啊。”张惠说。
同时，复读阶段也有更频繁的考试。一位知乎网友回忆，“在高山，早上有早练，中午饭后有小练，晚上有晚练，每周六发卷子下来模拟考试；12月和4月分别有长达六周和两个月的连续考试……这种连续考试确实很辛苦，但是经历几次也适应了节奏。”
丁相玉也对我承认，这是管理更严格，“没那么自由”的高四生活。学生的进退和变化会被班主任发现。一些学生告诉她，在高山一周做的卷子，“快抵上我原来一个月或者是半个学期”。
以做题抢时间、换取成绩，也许正如许多研究所说，是面对复读阶段学生无奈的策略。一切仍是为了挤高考独木桥时，人的脚下可以拥有更防滑的鞋子。
高山学校学生饭堂
2021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丁延庆团队在《高考复读有用吗？》指出，以宁夏省为研究样本，根据断点回归结果，“二本线下10 分以内的学生复读率明显偏高，且有显著的正向收益”。
而在高山，教育者最希望的是，用一年的奋斗，学生不仅可以收获成绩，还有希望、爱与勇气。
一个学生在知乎写道：“我感谢高山。复读本身就是一场艰难的冒险。说怨（辛苦）肯定有，但当我从考场走出来那一刻起，我与自己和解。至少我可以坦坦荡荡地告诉所有人：‘我有在成长哦’。高山的考试让我能不断地调整考场心态，面对任何题目都能不产生太大的情绪波动，这是我的收获。”
2024年3月6日，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粤传媒）与广州高山文化培训学校代表在广州记者乡村俱乐部签约，广报高山学校正式筹办。这是“媒体+教育”的转型跨界与深度融合，共同创建广东省首个全日制高考复读学校园林式校区。
广报高山学校鸟瞰图
多功能课室
据悉，在签约仪式上，双方代表启动了广报高山学校新校区的改造建设。新校区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山前旅游大道，在广州记者乡村俱乐部基础上改建，占地近50亩，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新校区改建完成后，广报高山学校将形成“一校三区”优势办学机制。
事业似乎更加忙碌了，而80岁的张惠仍乐此不疲。她总能回想起，约60年前，她抵达师范学校报到时，抬头看到墙上的一句话：
“亲爱的同学，祝贺你选择了青春常在的事业。”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吴大宇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