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区。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高鹤涛
白云山高，珠江水长，百年中大，蔚为国光。
1924年，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办了中山大学（初创时原名国立广东大学）。2024年11月12日，中大将迎来世纪华诞！回望百年历史，中大走过了艰辛而辉煌的历程。
进入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从北门顺着林荫道直走，靠近体育馆附近，便能看到松园湖畔一幢三层红砖小楼。这座建筑风格独特，流线型楼梯蜿蜒而上，依然保留着水磨花砖和高大落地窗。据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天忠考证，抗战期间，中山大学农学院植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植物研究所主任陈焕镛为保护研究标本，几经辗转将其从广州运到香港，又于1942年再次将标本运回广州，存放在这幢楼内。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天忠（右）介绍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海国
中国惨遭日本侵略之时，神州大地一片生灵涂炭。为了保存教育火种，延续学术血脉，众多高等学府纷纷踏上颠沛流离的迁徙之路。中大也一样，1938—1945年期间，中大曾经三易校址。
△中大迁校方案。
1937年8月开始，日本侵略军对广州进行了持续14个月的狂轰滥炸。当时作为“抗日大本营”的中山大学遭到日机多次轰炸，死伤多人，部分校舍被毁，许多珍贵的图书和设备毁于战火。由于当时英国维持所谓香港的中立地位，所以香港成为中山大学寄存校产和迁校的重要选择之一，其中以陈焕镛保存农林植物研究所大批中国珍贵植物标本的故事最具传奇色彩。
神秘的中大宝藏
陈焕镛祖籍广东新会，在香港出生，青少年时期曾随母亲在美国求学。在国外期间，陈焕镛深刻地意识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现实：中国的植物资源已经被外国采集者和研究者探索和利用了200多年。外国人对中国丰富多样的植物资源赞叹不已，从中国运走了大量珍贵的植物样本，而中国国内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这使得中国科学家在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时，不得不远赴海外寻找资料。面对这样的困境，陈焕镛心生愿景：中国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植物研究队伍，拥有属于自己的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
△陈焕镛
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陈焕镛只身奔赴海南五指山，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由此开启他在中国的植物学研究生涯。他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此后足迹更是遍及大江南北。陈焕镛先后在南京金陵大学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后来来到广东在中山大学入职农科，创建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前身）；建成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植物标本馆之一——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标本馆（现华南植物园标本馆）。建立农林植物研究所后，他组队在华南地区进行系统采集，筹编《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通过交换获得3万多份外国标本。据文献记载，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采得华南区域植物标本已超十万号，并建有植物标本园，创办植物分类学英文刊物《Sunyatsenia》。
△1934年，农林植物研究所展览室。
陈焕镛一生发表植物新属11个，新类群及新组合500多个，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在广西发现了银杉。银杉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学术界曾经一度认为它早已绝种。
20世纪40年代，陈焕镛创建的中大农林植物研究所与胡先骕主持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可谓“双星辉映”，成为我国一南一北两个最重要的植物学研究机构。陈焕镛也是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
省港大营救 和日寇抢时间
根据中大文史馆编纂的《中山大学校史资料汇编》记载，广州沦陷前，中山大学已预先将大量贵重校产运到香港寄存。中大校长邹鲁曾向当时的教育部提出三个迁校方案：一、迁校限在广东境内；二、仿照清华大学等校迁入滇桂；三、仿照岭南大学等校迁入香港。后由于当时形势的变化，中大最终未能迁至香港办学。
1937年下半年，平津沦陷，南京沦陷。陈焕镛心急如焚，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相继被日军洗劫，中大生物研究所独存。陈焕镛意识到，保护这些标本不仅仅是个人职责，更是保住民族科学的火种。
广州眼看也要失守，陈焕镛火速奔赴重庆向校长邹鲁请示应对方法。邹鲁指示：“尽力设法营运，勿吝费用。”陈焕镛深知，这句话赋予了他保护标本的权力，也赋予了他无穷的责任。1937年12月，中大农林植物研究所租用广九铁路的车皮，分六批运送校产到香港。陈焕镛抢运了法政路五千余号标本和图书、仪器多种，并将原存广州沙面七货车的标本也抢运至香港。
但将标本存于香港并非长久之计。日军步步逼近，香港沦陷前夕，陈焕镛为了稳定标本存放，不惜动用家族财产，先租用其家族的货仓暂存，而后又建成一栋三合土楼房作为香港办事处。当时，他垫付和赊欠的费用已累计数万元。为继续筹集资金，他甚至请妻妹将家里的房子抵押出去，勉力支撑这场与时间、战火的赛跑。
△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香港办事处。
1940年，中大从云南澄江回迁到粤北时，建议将标本迁回韶关坪石。但陈焕镛担心当地条件简陋，而且路途遥远，怕标本有损失，因而拒绝了迁回粤北的提议。后来，当时的教育部又建议将标本迁往美国，但陈焕镛心中清楚：远渡重洋并非易事，当时欧洲战局吃紧，海运资源紧张，列强备战，恐怕标本一旦送往美国，归国就遥遥无期了。这样，迁美计划也搁置了。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中大农林植物研究所危机四伏，日军已经计划彻底接管植物所。这座仅存的华南生物学研究机构，藏有珍贵的十五万号植物标本、四千余部图书和大量精密仪器。陈焕镛为保全校产，提前派助手赶往粤北坪石向学校请示，寻求对策。然而，交通阻隔，消息无法及时送达。更糟糕的是，日军掌控了标本和图书的目录，并派兵驻守，植物所面临被侵占的边缘。陈焕镛目睹华北的科学机构相继毁灭，深知一旦研究所被日军控制，中大的植物学成果将化为灰烬。陈焕镛与留港员工经过一番权衡，毅然决定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护这批校产，誓与之共存亡。
△琼棕，1935年采集，属名CHUNIOPHOENIX以陈焕镛的名字来命名。
就在他进退维谷时，一位特殊人物出现了——汪伪政府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汝珩。林汝珩以“协助保存科学文化”为名主动联络陈焕镛，表示愿意协助将农林植物研究所迁回广州，并发还公物给陈焕镛管理。陈焕镛召集留港员工商讨后认为这是一条冒险之路，带有巨大风险，甚至可能被视为叛徒。但再三权衡后，他毅然决定选择这条途径：与其让敌人接手宝贵标本，不如采取权宜之计。
1942年初，汪伪政府将植物所改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将标本、图书、设备暂存在盘福路原市立第23小学旧址和西华二巷一所平房内。8月，伪广东省教育厅占领私立岭南大学校址，植物所迁入原岭大植物馆办公。
中大赓续百年之精神
1944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将“附逆”（叛徒）的指控加在陈焕镛身上，曾经是中国植物学奠基人的他一夕之间声誉尽毁，但他并未为此辩解过一句。之所以选择沉默，是因为陈焕镛明白，自己冒着战火、甘冒骂名，不过是为了保住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那十五万号珍贵标本和四千余册图书——这是抗战中中国仅存的生物学研究成果，也是他一生的心血。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中山大学复址广州。陈焕镛写了一封信给农学院院长邓植仪，字字诚恳地讲述农林植物所在抗战时期的曲折经过：“数年以来本所同人闭户读书，埋头研究，对抗战工作愧无建树，然保存本所文物，自谓尽心……重见天日，合率领所内员工检点标本、图书、仪器等归还本大学，俾解除责任，听候处分。”言辞恳切，问心无愧，赤诚如一。
代理校长金曾澄有鉴于陈焕镛一片苦心，继续聘任他为学校农林植物所所长。与此同时，农学院全体教授联名呈函教育部，请给予陈焕镛以奖勉。
△陈焕镛抗战时期收集的植物标本。
但是，陈焕镛的平反正名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1946年5月，中大校长王星拱解聘了陈焕镛的职务。教育部广州区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甄审委员会向广东省高等法院指控陈焕镛曾担任日伪广东大学教授。在此情形下，陈焕镛放弃出国躲避的机会，选择原地等待审判，他深知，如果离开，不仅会让“附逆”指控坐实，也会使他多年保护的植物标本再度失去依靠。
在煎熬的等待中，他并不孤单，许崇清、金曾澄、沈鹏飞等中大高层积极为其正名，邓植仪院长也带领三十多位教授联名请求教育部对陈焕镛作出不起诉处分，以表达对他无畏坚守的支持。
1946年12月，当时的广东高等法院裁定，陈焕镛并无通敌证据，“出任伪职之动机纯为保存文物而起”，作出“不起诉处分”的判决。这一迟来的公正，终于还给陈焕镛应有的清白与尊严。
中大人陈焕镛，生于大湾区，海外名校深造，为报效祖国来到中山大学，他不惜忍辱负重，也要守护国家财产，将自己奉献给中国的植物学事业。危急时刻，中大同仁团结一心，坚持真理，仗义执言。正是这些信念筑就了中山大学屹立百年的坚定基石，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信仰。
策划/黄颂豪、龙成满、海国
学术指导/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曹天忠
文/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郑悦琳，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杨晓明、李鑫、黄岚
视频策划/黄颂豪、龙成满、海国、陈向军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徐锦昆、海国、杨晓明、王紫凤、王敏聪、何沅恒、黄岚、罗知峰、陈忧子、高凯珅、陈铭曦、曹锦荣、肖胜文、黄宏斌、鲍一如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海国、高鹤涛
资料来源/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除署名外）
其他参考资料/北京科协：《陈焕镛：植物学家的浪漫，与自然共存的名字》
（以上作者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