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上午，“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举行。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张强禄以《文明探源 诠释“何以广州”》为题，借助近年来众多代表性的考古发现，讲述了广州在先秦时代的生长脉络。
“如果10年前你让我来讲广州先秦历史发展的脉络，进而去认识广州它是怎么样形成岭南中心地的话，我还不太容易去讲透，但现在基本上我能把这个问题能够给大家说清楚”，张强禄说，“因为近10年以来我们有了很多的新的考古发现，让我们能够更加真实，更加具象地去理解背后的社会，认识社会的发展程度。”
张强禄以近年来发现的12处考古遗存为例 讲述了早期广州的发展情况
从玉“渐”岭南到“印”入华夏
公元前214年，秦南海郡尉任嚣择越秀山麓、珠江之畔筑番禺城，广州城脉由此肇基，至今已经2240年。
但在“城脉千年”展中我们能够得知，在此之前很久，珠三角已有了人类的活动，为后来这座城市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岭南位于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属于‘南方的南方’。但你如果站在整个环太平洋的区域空间里去看，它又是一个中心，是以广州为中心的，联通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广阔的太平洋的一个中间地带。”张强禄表示，身居珠江三角洲腹心地带、三江汇流之地的广州，是一座格局宏大的山河海之城。
“我们说广州的历史可以从6000年前说起，那么6000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的呢？”张强禄展示了一张古地理图，图上，今天我们所说的珠江三角洲的大片区域仍是海域，海侵的岸线北达清远、西达肇庆，东达博罗。“广州在哪里呢？就是图上标注的白云山这个地方，大概在越秀山下面一点，差不多是今天南越国宫署遗址那个位置，不大的一个地方。”距今约2500年前，今天广州主城区范围内的核心陆地区域才真正大面积形成 。这种地理环境的变迁深刻影响了早期人类的活动范围与定居模式。
张强禄介绍，广州先秦遗址主要分布在“两河流域”（流溪河与增江河）与环珠江口，发展格局可以概括为“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经济形态也比较丰富，可以说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在增城发现的金兰寺遗址，是代表广州地区最早人类活动的古代遗存之一，年代上限可以追溯到距今约6000年。这里发现的彩陶与距今7000年至5500年前在深圳、珠海、中山、香港等环珠江口地区发现的彩陶和白陶等，文化因素可以溯源至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及湖南高庙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第一次艺术浪潮跨越南岭的传播。
茶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和陶器
在从化吕田的狮象遗址、横岭遗址，考古工作者都发现了一些适宜早期农业发展的环境。而在广州北部的茶岭、甘草岭遗址发现人工栽培碳化稻谷，证明到了距今4500年左右，稻作农业已在珠江三角洲北部扎根。数量众多的窖穴更说明当时的“余粮”不少。黄埔的陂头岭遗址最大的窖穴深达5.8米、直径2-3米，内部堆积物多达50余层。
张强禄说，茶岭-甘草岭遗址显示，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分化。在一些高等级墓葬中发现的随葬玉镯、玉玦等礼器，出土玉琮残件等虽为本地“山寨版”，但让人想到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同类型器物，反映了两地先民在价值观、在精神文化层面的联系。当时，可能是粤北山地的早期“农人”来到了珠江三角洲平原，甚或是长江下游的部分“良渚人”经福建、粤东沿海路直接来到了珠江三角洲，带来了稻作甚至粟作农业，最早或始于距今4800年前后。
“这预示着革命性的变化和大时代的到来”，张强禄表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以琮、璧、钺、环/镯等典型器为代表的良渚玉礼文化因素向华南的浸润，在构建距今4000多年前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进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八方辐辏，花落广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南沙鹿颈村因村后山势延长形如鹿颈得名。位于广州市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东南部，靠近珠江虎门出海口。遗址原来的范围一万多平方米，原植被为稻田、菜地、荔枝林、蕉林等。古遗址的地理环境和堆积状态属于海岛型的沙丘，东、南、西三面靠山，北面向水有一道沙堤，西侧有鹿山流下的淡水溪流。2000年11月—2001年6月、2002年4月—7月、2009年12月—2010年1月分三次进行了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鹿角、水牛脊骨、贝壳、陶器等遗物。一座商时期墓葬中发现了一具成年男性的遗骸，采用的是仰面直肢葬的形式，和本地采集、渔猎、捕捞人群曲肢葬的葬仪有别，体现出北方稻作、黍作农业人群的特点。
鹿颈遗址出土的石牙璋
“城脉千年”展展出的墨依山牙璋和榄园岭玉环
鹿颈遗址还发现了石牙璋，虽然已经断裂，但能看出当时仍在使用。这种重要的礼器在黄埔竹园岭遗址、增城墨依山遗址，乃至香港众多遗址，越南北部的一些遗址中也都有发现。“墨依山的这件牙璋就在‘城脉千年’展中展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张强禄说，牙璋并非岭南本地起源，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是夏王朝最重要的礼仪用器之一，“墨依山握着牙璋的这个人，大概与河南偃师二里头当年使用牙璋的那个人一样，在精神文化层面、意识形态方面，有着一些共同的认同。”
张强禄介绍，在距今45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也就是大背景下的“龙山时代”，广州地区史前遗址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增加，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态势，文化面貌呈现出与长江下游环太湖平原有密切交流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琮、钺、镯、环等玉石礼器方面。广州北部的从化流溪河流域、东北部的增城增江流域，以及二者之间的原萝岗区九佛镇至萝岗镇一带，是这时期遗存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其中地处珠江三角洲北部的原萝岗片区是史前文化遗存集中分布的区域，以稻作为主体的广谱型农业经济模式的确立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引擎，这为后续的“八方辐辏，花落广州”历史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史前基础。
进入距今4000年以后、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代时期，广州考古发现的部分磨制精细、形制规整的石戈、璋、戚、钺、有领环和玉璧等应属于礼仪用器，追本溯源明显可以看到中原夏商礼玉文化的影响。
三江汇总之地的广州 始终是岭南政治文化中心
“广州东北远郊的中新广州知识城-科学城区域自古以来就是连接流溪河和增江两个流域的重要文化走廊，一系列考古发现丰富了这条文化走廊在粤港澳大湾区史前和先秦文明发展的历史图景，以及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云山珠水’间的广州城区能成为南海郡治所在的区位优势和历史积淀”，张强禄介绍。
在黄埔榄园岭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许多与当时汉、楚文化的葬式不同，反映出越文化的特色。在黄埔陂头岭遗址中，发现了岭南保存最好、封土最大的越人墓葬，附近的镬盖顶岭也有规模颇大的越人墓葬，表明此地也是秦定岭南之前的广州东北远郊一处越人聚落中心。张强禄说，秦定岭南之前，珠三角的中心区域应该在今天广州的东北区域，也就是大致在黄埔北边、增城东边、博罗西边的这样一个范围内。
他表示，广州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在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有不少由玉石牙璋、“T”字形环、戈等代表的中原礼玉文化对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影响的因素，显示出其作为岭南经济文化发展引擎的区位优势，而且这些礼制因素还经珠江三角洲渐次传递到越南北部地区；同时，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为代表的浙闽古越文化也在另一层面开始浸润珠江三角洲的“史前”文化，持续在增强百越文化圈中的“越文化”特色。
“从新石器时期晚期，到战国晚期，到西汉，我们能看到在与百越文化，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地交流的过程中，珠三角本地的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整合，比如到了战国中晚期这个时间段，两广地区的大部，甚至是包括越南的北部，都已经纳入了米字纹陶为特色的文化圈里面，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越文化内部实际上也是不断地从多元走向一体”，张强禄介绍，西周中期以后，以珠江三角洲为主要分布范围的先秦时期的“南越”文化逐渐开始形成，主要表现在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注重几何印纹陶、原始瓷、青铜兵器和工具等方面。而战国初期发生在五岭以北的“楚灭越，越以此散”和楚悼王吴起“南平百越，席卷沅湘”的历史大事件，更是加速了岭北越文化、楚文化以及中原汉文化对岭南的传播和影响。
张强禄指出，南平百越和北逐匈奴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战争的延续，也是“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天下观的实践。相较于北逐匈奴、固边移民的策略，秦始皇南平百越、设置郡县的战略意义更伟大，时效更长远，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更大。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南海、桂林、象等三郡，不设郡守，由南海尉统制三郡。南海郡郡治番禺（今广州），实际上是确定了广州两千年以来作为华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基调。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卜松竹（部分图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剪辑：杜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