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统一岭南，置桂林、象、南海三郡，揭开本地发展的新篇章。“一军处番禺之都”，秦始筑南海郡治、番禺县治于白云山下、珠江北岸。广州老城区中心的秦代番禺城遗址出土诸多实物（如典型越式几何印纹陶器，与陕西咸阳秦瓦当相同的云树纹瓦当，汝阴或汝阳市府官营制作的“女市”印文陶盆，战国楚地的泥质灰陶罐和陶釜、入越秦兵使用的生活用具、兵器）印证，秦人“与越杂处十三岁”。
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定都番禺。广州已发掘出南越国宫殿、宫墙、王家园林、水闸和王陵等遗迹。东山口和西北郊发现与宫殿同样的砖、瓦等建筑构件，表明宫城外建离宫别馆。南越国承秦制、仿汉制，地方行政以郡县制为主体，统一文字，百官宫室同制京师。考古材料体现秦汉物质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大一统”，见证番禺是当时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汉高祖诏书称许南越王“和集百越”，管治“甚有文理”。“和集百越”重在兼容吸收：百越文化未被强行同化，越人墓与汉人墓同葬于城郊公共墓地。农林东路发掘一座前后分室木椁墓，主室为“人”字顶两面坡式结构，是目前岭南规模最大的木椁墓，墓主应为南越国掌权的越人贵族。
广州城郊墓葬自秦汉延续至明清不间断。西汉中期墓葬分布范围较前期更广，上世纪90年代以来，横枝岗路、恒福路、永福路及南田路段工地发掘的数十座西汉中期墓葬，不少为双层分室木椁墓，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改变了以往此期墓葬不多的印象。这表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岭南重新纳入汉朝版图后，番禺虽由都城降为南海郡治，仍平稳发展。汉化进程完成，夫妻合葬通行，墓葬形制和器物组合与中原礼俗趋同，又具本地传统特色。东汉儒家孝文化进一步影响岭南，砖室墓前室穹顶高大，可入内祭祀，反映出礼俗德教已在民间普及。
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任步骘为交州刺史，此后迁州番禺，筑立城郭。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分交州置广州，“广州”由此得名。中山五路小马站路、中山四路旧仓巷、长塘街发现始建于东汉末、东晋修补、南朝扩建的三代套叠城墙，揭示汉末、晋、南朝广州城东、西、南城墙界线。长塘街东汉至三国时期的城墙角台基址规模宏大，略呈方形，台基分两层，上筑方形楼台。这是三国交广分治后广州治所城址，可称步骘城。吴永安七年（264年）置广州为新的行政区划，自此广州取代番禺成为岭南中心的指代。
广州员村、客村、西村、桂花岗、横枝岗等四郊晋墓发现刻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等的一大批砖铭，这些吉语、颂词标明时间和地域，反映了西晋末年广州的社会状况。岭南自归属东吴后的近百年间，中原战乱未直接波及广州，因此吸引了中原、江东和西南等地移民（包括中原士族、官员和流民）。麓湖狮带岗广州大学校区出土晋代墓志砖，阴刻“甄寿亡亲解夫人墓”，是中原显姓移居广州的考古证据。上述吉语砖铭既反映当时广州相对安宁的社会境况，也寄托人们对平安、康乐生活的愿望。
这座城市地处南海之滨，初名番禺，后称广州。建城两千多年来，广州城址未移、中心无改，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我们发掘了秦番禺城、南越都城、汉末步骘城等史籍明确记载的城址，也发掘了史籍未载、反映广州社会生活的遗存。大批晋、南朝遗物表明，在战争频仍、南北分裂的时代，广州民众仍然过着“皆平康”的生活。城址的稳定，不只是地理空间的固守，更是文明体系的赓续。
（全洪 作者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原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原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