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声调查
近些年，关于夫妻离婚后探望权如何落实的话题增多。尤其到了暑假，随着孩子的作息变灵活，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往往希望可以更多地见到孩子。但记者了解到，现实中“探视难”仍较为普遍。
为什么会出现“探视难”？能否从法律、执行层面破题？
直接抚养方不配合
另一方因“探视难”起诉
今年暑假，张女士碰到了烦心事——原本计划乘飞机前往外地出差的她，意外发现自己被法院“限高”了。经询问得知，原来是她前夫及孩子的爷爷奶奶此前探望孩子不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于她没有及时处理，法院便将其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单。这让张女士很为难：一方面，她和前夫已不在同一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孩子明确表达过“不喜欢和父亲一起”。为了尽快消除“限高”影响，张女士只能在法官建议下安排孩子和前夫见面。
张女士的案例反映出探望权问题的复杂。据了解，尽管民法典关于探望权的行使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探望权能否落到实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配合程度。
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少星长期处理家事类相关诉讼，他表示，在其经手的离婚诉讼案中就有多宗涉及探望权纠纷。张少星透露，“探视难”背后实际上涉及法律、执行层面以及当事人双方观念、情感等综合因素。
如其中一个案例：男方在国外生活，女方在国内，双方育有一女。女儿两岁时两人离婚，女方获得抚养权。男方后续多次提出趁暑假让女儿出国与他见面，但女方始终不配合；男方随后向法院申请探望权，法院最终也只判决“双方另行协商”。
执行层面“无标准”
实践中探望权或难保障
记者了解到，由于探望权涉及家庭伦理、情感、观念、习俗等因素，立法层面并未作过多的细化和介入。张少星也表示，目前只有民法典对探望权有相关法条规定，但只规定了探望权的行使方式，至于探视时间及频率则由当事双方协议。
而在实践中，并非全部判决都会将探视细节写入判决书，内容通常也较为简洁。“这就会导致探望权缺乏强制执行力，即便是寒暑假、中秋、国庆、春节等特殊时间节点，也很难保障探望权的实现。”
“在执行层面上，法官的想法也不统一。”张少星解释，一方面，由于探望权本身涉及人身自由等权利，部分法官会认为不适宜强制执行；另一方面，有的法官会更多考虑现实情况，结合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情感状况来判断。“例如有的孩子就是很抗拒和父母其中一方相处，抵触情绪强烈，这种情况也不适宜强制执行。”
探望权纠纷增多
法院调解、惩戒效果不一
该如何破解探望权之困？张少星透露，由于相关法律法条较少，不少离婚夫妇的探望权纠纷往往只能通过诉讼、调解或变更执行方式等途径来解决。
记者随后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发现超过3万份与探望权纠纷相关的文书，其中大多为申请执行方要求确认其对孩子的探望权，或是提出变更探望时间的诉求，也有儿童本人要求父母行使探望权、祖父母要求探视孙子等情况。“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不足，往往容易造成法官说理困难，只能进行自由裁量，因此时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此外，颁布“家庭教育令”、申请强制执行对其中一方采取“限高”等惩戒机制，则成为目前法院处理探望权纠纷时最为“强硬”的方式，但张少星透露，“家庭教育令”仅起到督促训诫作用，实际不具备强制性。
律师建议：以孩子利益为导向 细化探望权规定
目前关于探望权还有哪些优化空间？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国家对于探望权的称呼和表现尽管形式不同，但多提出“以儿童利益优先”为原则，且探望主体的涵盖面更广，内容形式设定更细致。
如英国的探望权称为“儿童安排令”，即除父母之外，（外）祖父母、兄弟姐妹或其他对儿童有重要意义的人都可以成为探望权的主体，且探望方式包括逗留、拜访、书信、电话等多种方式；德国民法典则规定得更为详细，如规定家庭法院可决定“接触权”的范围，并对权利行使作出更详细的规定，包括孩子与第三方的接触、探望地点、时间和频率等，并且规定“如果拥有共同监护权，在决定对孩子有重大意义的事项时，父母双方必须达成共同协议”。
张少星介绍，我国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但对于探望权的行使方式、时间规定仍较为笼统，这也导致了探望权纠纷时常与抢夺、藏匿孩子、抚养权纠纷等交叉重叠。”
因此他建议，夫妻双方离婚时，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对于探望权作更为细致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转变观念，夫妻双方都应以孩子的利益为主。“离婚后关于探望权的‘博弈’成本不仅高，对小孩、对双方都不好；而且即便双方离异了，至少孩子还有继承权。只有父母双方都好，孩子才能更好。”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程依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