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款画珐琅开光山水人物图瓜棱式盒。
清广彩十三行商馆大碗。
清金胎嵌画珐琅执壶。
9月13日，“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系列学术讲座”第四讲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举行。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黄海妍以《黄金时代：18—19世纪广州外销手工艺》为题，通过丰富的文物、文献资料，详细阐述了当年的“广州制造”如何行销世界，在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
地理大发现
塑造新对外贸易格局
在广州出土的秦汉时期的文物中，有船，以及现在东南亚可见的杆栏式建筑。到了唐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一条通过海洋航行到中亚、西亚等地的官方航路得以开辟，这便是当年闻名于世的世界最长的航线“广州通海夷道”。“这是一条连接唐帝国以外世界的交通路线，而广州是这条路线的起点。”黄海妍表示。
“城脉千年”展中展出的汉代船模、南越王墓银盒、五代南汉玻璃瓶等，即是汉唐时期广州海上交通的实物证明。多年来经考古陆续发现的唐宋时期曾边窑、西村窑、沙边窑等的遗址，也为今天的人们呈现了丰富的陶瓷外销细节。
黄海妍指出，16世纪，由于欧洲人在美洲发现规模庞大的银矿资源，大量白银从美洲输出，通过菲律宾转口到达中国，在中国换取丝、瓷，再通过菲律宾到欧洲、美洲。于是，在原有的中国传统贸易网络基础上，叠加世界贸易体系，令广州展开了在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
白银的大量流入，对广东的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它连接起国内市场与进出口贸易的通道，让大量“本地产品”进入到市场流通中，将各层次市场连成统一的流通网络。明代的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写道：“窃买丝绵、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抵广变卖，复易广货归浙。”可以看出，由广州出口的商品，许多来自外省，全国各地的商人用外贸出口所得白银购买广东本地产品，再贩往内地各省。
清代，广东产品的出口和广东本地市场对外省以至外国商品的需求也大大增长。乾隆年间的两广总督庆复曾言：“就粤而论，藉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约计数十万人。”
“连接东西”的地位催生众多新产业
“‘城脉千年’展表明，广州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繁荣。这种繁荣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也体现在政治和文化层面。”黄海妍表示。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只保留广州作为全国唯一对欧美贸易的通商口岸。当时广州城市繁华，商品丰富，大小店铺林立，其中城南和城西是最繁荣之地。在城西，广州的商馆、十三洋行先后建立，依托玉带濠与珠江相接，舟楫货运非常便利。玉带濠旁边的濠畔街成为清代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这个时期，广州是连接中西贸易的中心，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前沿。”黄海妍指出，“所以很多新的手工业门类出现了。比如源自本地的广作家具、漆木器。”
广彩瓷则是新产品。黄海妍指出，明末清初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极为庞大，广州商人依托广州港的便利条件，改变了以往在景德镇购买成品的做法，只在景德镇购进价格低廉的素白瓷胎半成品，再把景德镇的“写红佬”（绘彩工匠）请到广州工作和授艺，并在广州城西开炉烘烧彩瓷。清康熙、雍正年间兴起，乾隆、嘉庆时期形成自己的特色，到19世纪末的同治至光绪年间达到繁盛，从业人数数千人，生产方式上也从“岁无定样”发展到批量生产。
此外，当时从欧洲传入的珐琅器、银器生产工艺在广州发展出自己的特色。18世纪，众多“广匠”在清宫中为皇家工作，主要包括珐琅匠、木匠、牙匠等，此外还有自鸣钟匠、玻璃匠等。据著名美术史、玉器及玉文化研究专家杨伯达统计，18世纪在养心殿造办处工作过的广东工匠70名，其中广木匠33人，几乎占了一半。
中西文化元素交织外销品风靡欧洲
黄海妍指出，17世纪—18世纪，随着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和茶叶通过广州港出口至欧洲，中国人艺术化的生活用品如扇子、墙纸、漆器、家具等也随之西传，给欧洲人带来了新鲜的感受。“这些手工艺品成为当时欧洲的家居陈设中非常时尚的物品；由此在欧洲上流社会掀起了‘中国风’。在‘中国风’的影响下，在广州生产，为欧洲市场量身定制的瓷器、漆器、纺织品、家具、银器、扇子、墙纸、雕刻、象牙雕、绘画等外销艺术品，被源源不断地销往欧美。广州的手工艺因此进入‘黄金时代’。”黄海妍说。
当时广州的外销市场规模巨大。以小小的工艺扇为例，清光绪六年（1880年）中国出口货品清单中，各类扇子的数量达到6287989把，共值银38881两。
在当时中西贸易活跃的时代背景下，外销品除了成为技术交流的媒介，其选择的题材、纹饰、式样等也充满了中西文化元素的交织。如外销手工艺品中所见的广州城、港口、炮台，令西方人对广州有了“水上浮城”的深刻印象。许多外销绣品上能见到的“满大人休闲娱乐图”等，细致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国人的家居日常生活，也描绘了珠江三角洲的乡村风貌和富饶物产。“了解广州的历史文化遗存，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广州的城市内涵、品质以及特色。”黄海妍表示。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部分由受访者提供）
